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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創造美利堅文明的多源移民群體中，愛爾蘭人可謂獨樹一幟。同最早來到北美大陸創建永久性殖民地的英格蘭清教徒一樣，愛爾蘭人是來自與新世界一洋 之隔的西歐白種人。但他們大多因經濟窘困遠渡重洋，文化落後，身無長技，且信奉天主教，在很長時間裡為以盎格魯-撒克遜文化占主流地位的美國社會所不齒， 深受歧視和排斥。但是，愛爾蘭人並沒有因此沉淪或一蹶不振，而是以其特有的民族凝聚力和超凡意志，頑強地掙扎於美國社會底層，不懈地投身各項經濟活動，積 極參與市政建設，堅守並捍衛天主教信仰，從而使自己既崛起於美國社會又為美國社會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為璀璨的美利堅多元文化添上了一抹濃重，亮麗的色 彩。
（一）
愛爾蘭人進入北美大陸可追溯至歐洲移民拓殖時期，並於1621年在今美國弗吉尼亞州的紐波特紐斯建立了第一個定居點[ 1 ] 。據1790年人口普查，美國有37180名愛爾蘭人，另外約有15萬帶有愛爾蘭血統。 [ 2 ]早期愛爾蘭移民大多來自母國北方地區，具有蘇格蘭血統，史稱“蘇愛人。 ”蘇愛人具有一定經濟實力和專業技術。據統計，專業人員，業主和從事商業或農業者約佔早期愛爾蘭移民總數的25 ％ ，另外還有約40 ％以上為手藝人。 [ 3 ]這種局面一直持續到19世紀初。 1821年至1822年年發生的馬鈴薯晚疫病使大批愛爾蘭人湧向國外，尤以美國為最。愛爾蘭人移居美國的涓涓細流就此轉為滔滔洪流，並且蔚為壯觀地延續了 整整一個世紀。 1845年至1847年年席捲西歐的災難性馬鈴薯青枯病造成的大飢荒，更使愛爾蘭移居美國的人數在19世紀50年代以91.4萬之巨達到巔峰。而在這之前 的10個年間， 78萬愛爾蘭移民佔了同期全美移民總數的45.6 ％ 。 [ 4 ]
19世紀20年代後因飢荒棄國而去的移民使在美國的愛爾蘭人“質量”大幅度下降。據統計， 30年代和40年代初，愛爾蘭移民中只有約1 / 3擁有資本，接受過學校教育，具有經營或市場經驗。進入50年代，每年移居美國的愛爾蘭中，中產階級人數從未超過5 ％ -6 ％ ，熟練工人數也僅為10 ％ -12 ％ 。世紀19日，愛爾蘭移民絕大多數來自國內“最”貧困，落後的南部和西部地區。他們拖兒帶女遠渡重洋，歷經艱辛囊空如洗，無力繼續進入內地。喜歡群居和習 慣於在封閉村落周圍小塊土地勞作使愛爾蘭移民，不適應美國的大土地農業生產方式，加之上天主教堂做禮拜的需要，使得他們中的許多人留在了先來者聚居的東部 各州沿海城市，尤其是他們抵達美國時的口岸城市如紐約，波士頓，費城等。雖然後來愛爾蘭移民也逐漸分散到了美國各地，但依然群居於城市之中，尤其是工業化 程度較高的城市。例如， 1870年，出生於愛爾蘭的移民中有將近95 ％的人集中在新英格蘭和中西部地區，其中近45 ％居住在全美50個最大城市中， 34 ％居住在最大的15個城市中。 [ 5 ]年至1920年，仍有90 ％的愛爾蘭人居住在美國都市區。
1870年聯邦人口普查揭示，愛爾蘭移民中從事農業生產的人口比例不足15 ％ ，而當時從事農業生產的土生美國人，德意志移民和英國移民分別為54 ％ ， 27 ％和26 ％ 。 [ 6 ]對於來自傳統農業國度的愛爾蘭移民來說，他們中的許多人不僅離開了母國，更是中斷了祖祖輩輩與土地相聯繫的傳統紐帶。因此，他們中雖然不乏健壯的男性勞 動力，但缺少在城市謀生的所需的技能，很難找到合適的工作。由於貧困，大多數愛爾蘭移民沒錢開辦自己的農場或作坊，很多人連體面的房屋也租不起。他們擁擠 在城市貧民區中“質量最差的住房裡“而且往往在一個小公寓內擠住著一個龐雜的大家庭，還有人不得不在路旁搭起了棲身之所，使原本擁擠，骯髒的貧民區變得越 發垃圾成堆，老鼠成群，火災蔓延，惡性疾病盛行。霍亂，肺病，精神病的發病率更是與“街區中愛爾蘭人的數目成正比。 ” 1849年波士頓發生霍亂，病人“幾乎全部集中在愛爾蘭人居住的街區。 “生存的壓力使原本”野蠻“的愛爾蘭人越發性情粗暴，酗酒，鬥毆，犯罪等社會問題層出不窮，以致愛爾蘭人聚居之處令其他人望而生畏，遠遠移居他處。 [ 7 ]對於許多愛爾蘭人而言，移居美國只不過改變了居住地，由“愛爾蘭貧民變成美國貧民。 ” [ 8 ]他們的景況甚至連黑人都不如： 1850年年，波士頓黑人人口中從事體力活和充當家傭的比例大大低於愛爾蘭移民，波士頓自由黑人的經濟狀況一般而言要比愛爾蘭人好[ 9 ] 。
愛爾蘭移民不得不憑藉體力從事連黑人也不屑的“艱苦，骯髒和危險”的苦力，且大多為臨時工，不僅收入低而且備受歧視，有的雇主乾脆掛出“本店 概不僱傭愛爾蘭人“的告示。但19世紀下半葉勃興的美國經濟建設大潮為愛爾蘭移民提供了大量的機會。在這個意義上說，愛爾蘭移民來美國適逢其時：他們為美 國工業化提供了一支龐大的非熟練勞工大軍。愛爾蘭移民首先成為交通運輸線路的主要建設者。 “南北戰爭以前的美國運河水系大都由愛爾蘭勞工挖掘，中西部的鐵路大都由愛爾蘭勞工建築。 ” [ 10 ]愛爾蘭移民還漸漸在城市中找到了發揮自己特長的工作。在母國農業生產中世代相傳的馭馬本領使他們壟斷了美國城市客棧，出租車行馬夫和馬車馭手的工作，傳 統的屠宰業，磨坊，鋸木廠等也使愛爾蘭移民有了用武之地。 19世紀下半葉，美國城市化進程，這使群居城市的愛爾蘭人捷足先登。他們不僅在大量的建築工地和碼頭大顯身手，而且由於東，南歐洲新移民的湧入，第二代和 第三代愛裔美國人逐漸脫離了繁重的粗體力勞動，不少人成為建築工地和碼頭的包工頭。更多的愛爾蘭移民分散至各行各業，有的成為他們參與鋪設的有軌電車最早 的駕駛員和售票員。 1900年，愛裔美國人男性約佔城市管道工，蒸汽管裝修工或鍋爐裝配工的33 ％ ，雖然該年仍有25 ％的愛爾蘭出生者和17 ％的第二代愛爾蘭移民從事無需特殊技術或只需有限技術的工作，而後一數字略高於本土白人15 ％的比例。當然，分佈在各城市的愛爾蘭移民的就業情況存在很大差別。 1890年，波士頓近2 / 3愛爾蘭出生者從事無需特殊技術工作; [ 11 ]但在芝加哥，從事無需特殊技術工作的愛爾蘭出生者僅1 / 3 。此外， “愛爾蘭人幾乎在城市警察和消防部門剛設置時就壟斷了這些行業。 “ [ 12 ] 1820年至1900年的80年間，美國非農業勞動力比例從28 ％增至62 ％ ，從事製造業和建築業人口從12 ％增至28 ％ ，愛裔均處領先地位[ 13 ] 。
當然，也有一些愛爾蘭移民“在新世界（通常是在費城）登陸之後，便向西移行，到阿巴拉契亞山區一些峽谷裡，並湧進馬里蘭，弗吉尼亞和南，北卡 羅來納的內地。 ” [ 14 ]另有一部分愛爾蘭人隨著運河開挖與鐵路線鋪設，以及隨軍征戰，逐步離開了東部城市，進入內地，有的抵達太平洋沿岸各州。他們參加了加利福尼亞，南達科他 等州的礦區建設。 1870年，愛爾蘭人成為加利福尼亞州最大的外國出生的移民群體。年至1880年，有1 / 3以上愛爾蘭出生者居住在東海岸以外地區，成為除猶他以外西部各州和準州的三大移民群體之一。愛爾蘭移民在美國西部開發中做出重要貢獻的同時也使自己的經 濟地位進一步得到提高。 1850年，居住在波士頓的愛爾蘭男性移民從事白領工作的僅佔6 ％ ，而在舊金山和洛杉磯，同類比例分別為14 ％和12 ％ 。 1880年，東，西部的這種差異依然存在，如紐約愛爾蘭人從事白領工作的比例為13 ％ ，舊金山的愛爾蘭白領則達20 ％ 。
至1900年，愛爾蘭移民及其子女在除農業外的所有領域取得了與土生美國人相應的職業平等。愛爾蘭男性從事白領工作和專業技術工人和普通工人 所佔比例與土生白人大致相同，分別為35 ％ ， 50 ％和15 ％ ，但愛爾蘭人中的專業技術工人主要集中在高收入的且大多為高度工會組織的行業中。 [ 15 ]一些有經營頭腦的愛爾蘭人開始擁有自己的產業，甚至積累了萬貫家財。擁有自己企業的愛爾蘭人口比例在20世紀上半葉更是穩步增長。
（二）
無論從哪方面看， 19世紀中葉愛爾蘭移民在美國都屬弱勢群體。然而，經過頑強抗爭和孜孜以求的努力，他們不僅逐漸在美國找到了工作，改善了就業狀況，增加了經濟收入，而且 充分利用群體優勢，在19世紀下半葉美國工業化進程中，尤其在全國各地此起彼伏的工人運動中，形成一支不容忽視甚至舉足輕重的力量。
獨特的文化背景使愛爾蘭人在母國缺乏從事工業勞動的經歷，更沒有工會組織和工會活動的經驗，但他們在數百年共同反抗異族殘暴壓迫的鬥爭中形成 了很強的民族凝聚力，具有別的移民群體所罕有的以地下組織形式，包括宗教組織，從事政治活動的豐富經驗，並將這一傳統帶到了美國。愛爾蘭移民由於工作報酬 低，工時長，經常受週期性失業的困擾，而他們往往不僅需要掙錢謀生，還得寄錢援助母國赤貧的親戚，因此對經濟問題特別敏感，在經濟上的追求也特別迫切。他 們往往聯手行動，共同反對業主和資本家的剝削，欺壓。隨著內戰後工業生產迅猛發展，美國工人階級隊伍飛速壯大，工人運動也進入了最活躍的時期，這使人數眾 多且高比例從事工業勞動的愛爾蘭移民找到了施展才幹的重要途徑。
其實，在美國早期勞工組織中，來自愛爾蘭的技術工人和中產階級人士就起了很大的作用。他們往往幫助組織並在其後領導著愛爾蘭人和非愛爾蘭人勞 工的聯盟，儘管在初始階段，這些組織往往是局部或地區性的。 1861年，美國第一個全國性的煤礦工人組織“美國礦工協會”建立，馬丁伯克成為積極參與工會活動的愛爾蘭先驅。此後，在美國許多地方和許多行業的工會組 建和活動中，如製鞋工人工會，無菸煤礦工人工會，國際勞工組織，加利福尼亞工人黨等，愛爾蘭勞工不僅積極參加，而且表現出了很強的宣傳鼓動和組織領導能 力。 1877年，一場席捲東，西海岸線的全國性工潮中，參加者約1 / 3為愛爾蘭人。特倫斯V鮑德利，一個被放逐的愛爾蘭佃農的兒子，從1879年起至1895年擔任美國“第一個重要的全國性勞工組織” -勞動騎士團-領袖達1 6年之久。年間一八九○年至1 9 20年，愛裔勞工在勞工聯合會（以下簡稱“勞聯” 。當時，美國所有參加工會組織的工人有75 ％的人是勞聯成員）中“驚人地佔有主導地位。 ” [ 16 ] 1900年-1920年間，在勞聯及其下屬的110個組織中，有50個組織的主席或高層領導人有愛爾蘭血統，而當時，愛爾蘭出生者及其後輩中的男性勞動力 僅佔全美男性勞動力的1 / 13 。 [ 17 ]
積極投身美國工運的還有來自愛爾蘭的婦女。她們到美國後最初大多以做家傭和洗衣謀生，後逐漸進入工廠。 19世紀末20世紀初，愛爾蘭婦女在蓬勃興起的美國工運中同樣大顯身手。例如，著名的左翼工運宣傳家瑪麗閣下瓊斯在1905年年幫助組建了世界產業工人聯 盟;溫和的工會活動家詹姆斯奧康奈爾曾經擔任勞聯副主席; 1903年國際婦女工會聯盟成立時，莉奧諾拉奧賴利是理事會成員。
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愛爾蘭移民及其後代在美國社會地位有了很大提高，他們中的許多人是工會組織的重要領導者。菲爾利M奎爾參與組建美國運輸 工人工會並首任主席;伯利J柯倫是1937年成立的全國海員工會首任主席;愛爾蘭勞工之子菲利普默里擔任產業工會聯合會主席，並幫助產聯在1955年同勞 聯合並。合併後的勞聯-產聯主席喬治米尼是來自愛爾蘭的鉗管工，任該職直至1 979年退休，他任職期間不僅大權獨攬，而且在民主黨內頗有影響。 [ 1 8]
值得注意的是，由於愛爾蘭人在母國長期遭受外族統治，強化了愛爾蘭人的民族意識而大大淡化了其階級意識。來到美國後，愛爾蘭人的民族感情進一 步強化而階級意識進一步弱化。強烈的群體意識使愛爾蘭移民，包括他們中原有的中產階級和率先富起來的有產者，熱心地為本民族移民提供各種各樣的援助。而經 濟上的追求使愛爾蘭移民“更加容易接受... ...中產階級的理想“和”奉行階級合作的改良主義路線。 “ [ 19 ]愛爾蘭人所信奉的天主教更是主張階級調和。種種因素促成愛爾蘭勞工基本上都奉行強調階級合作的改良主義路線。他們在美國勞工中的勢力和影響使得美國19 世紀下半葉工人運動帶有濃厚的改良主義色彩。特倫斯V鮑德利就曾公開號召工人階級“同資方建立密切聯盟與和諧關係”並宣稱“雇主的利益與騎士團的利益是一 致的。 ” [ 20 ]勞動騎士團解體後組建的勞聯也因為愛爾蘭移民的影響而主張階級合作，逐漸成為改良主義的組織。愛爾蘭勞工領袖使19世紀末20世紀初美國許多地方勞，資 之間出現了一種“合作關係。 ” [ 21 ]而美國資產階級則通過對愛爾蘭勞工及愛爾蘭人佔主導地位的工會組織施加直接或間接的影響，使其許多價值觀念具體化，使他其許多目的得以實現，包括以民族 矛盾掩蓋階級矛盾，分裂或瓦解工人運動，分化並豢養熟練工人中的特權階層使之淪為自己的喉舌和御用工具等。直至20世紀初，美國勞工組織至少在許多方面依 然相當保守。 [ 22 ]
“ 19世紀末葉的美國工人運動，無論在組織性，內部團結的程度，階級覺悟，科學社會主義的理論等方面，都遠遠落後於歐洲各個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 ” [ 23 ]造成這種狀況的原因有很多，但與崇尚階級調和與改良主義的愛爾蘭勞工和勞工領袖在工會活動中的作用有很大關係，他們甚至往往在資產階級和政客成功瓦解或 鎮壓工人運動中起了一定的作用。另一方面，工人運動也使愛爾蘭熟練工人在美國的許多企業中處於一種極其微妙的地位。企圖通過減薪和機械化生產來降低生產成 本的雇主們往往會願意招募一波又一波來自東，南歐洲的新移民，因為他們“工資且比講英語的工人順從”而且可以“用新來者擊敗由愛爾蘭人控制的工會罷工。 ”但是，愛爾蘭勞工通過排外和裙帶關係在許多同業工會建立的壟斷地位，使這些工會成為愛裔美國人的“堡壘” 。 [ 24 ]
（三）
愛爾蘭移民在母國長期受英國殖民統治，無權擁有像樣地產，沒有選舉權，無權出任公職，更沒有任何升遷機會，有的只是以秘密會社“ ，不受法律約束甚至違法的”手段， “有組織的破壞活動“進行反抗。 [ 25 ]卻不料在崇尚民主自治，社會契約和權力平衡且政治環境相對寬鬆的美國找到了用武之地，匪夷所思地在政治上獲得了任何一個外來移民群體都難以望其項背的成 就。
在美國遭受的歧視和排斥，加劇了愛爾蘭移民的民族感和凝聚力，促使他們同舟共濟，相互幫助。但是，不同於其他移民群體的是，在異族壓制下生活 了近千年的愛爾蘭人絕不僅僅滿足於在陌生的土地上求得經濟的發展，他們深深懂得只有取得政治層面上的強勢才會有真正意義上的發展。他們中的許多人有著幾乎 與生俱來的政治覺悟和政治才能，熱衷政治“ ，懂得政治槓桿” ， [ 26 ]知道如何審時度勢，最大限度地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時機和手段，利用同胞中固有的和強化了的“種族和宗教內聚力”謀求自身的權益。而貧困和對酒精的愛好使 愛爾蘭移民很容易成為政治老闆手中的工具，後者“只需提供免費的酒精飲料就可以使他們成群結隊地前往投票站表達他們的忠誠。 ”此外，愛爾蘭人還具有其他外來移民所沒有的巨大優勢：他們會說英語，雖然不甚流利，帶有濃重的愛爾蘭土音且不時有明顯的語法錯誤，但他們幾乎個個口齒伶 俐，能言善辯，能夠從容地“進入美國政治而沒有任何語言障礙。 ” [ 27 ]
聚居城市的習慣使愛爾蘭移民成為19世紀下半葉美國許多城市最大的族群，形成了一股誰也不容忽視的力量。這一點首先在選舉中顯現出來。愛爾蘭 移民手中擁有的大量選票使他們成為各大政黨爭取的對象，至少要避免觸犯愛爾蘭等外來移民的情感。愛爾蘭移民則深知如何利用手中的選票推舉出能夠為自己謀求 利益的政黨執掌權柄。他們的這種政治熱情早在1828年大選中就有了充分的表現，在約翰昆西亞當斯和安德魯傑克遜之間進行的激烈選舉中起了作用。崇尚民主 政治的愛爾蘭人崇拜傑克遜將軍，對傑克遜的抗英行動和在新奧爾良痛擊英軍尤其存有感激之心。他們紛紛湧向投票站將選票投給這位“窮苦的愛爾蘭移民的寵兒。 ” 4年後，愛爾蘭移民又在傑克遜與“親英保守派”亨利克萊的總統候選人角逐中起了關鍵作用，使傑克遜如願獲得連任。 [ 28 ]愛爾蘭人對民主黨一直情有獨鍾，當其他外來移民因個人的政治或經濟因素而分別支持輝格黨，共和黨等不同政黨時，愛爾蘭移民幾乎一致擁戴民主黨，並且在民 主黨內形成了一定的勢力。
隨著愛爾蘭移民美國政治生活中的勢力和影響日益擴大，他們中的黨魁和宗教領袖-絕大多數是中產階級人士，且往往是第二代美籍愛爾蘭人-開始關 注提高本族移民的素質。他們組織了許多協會，如愛爾蘭天主教慈善會，天主教戒酒會等，在本族移民中倡導自律，勤奮，節儉，尤其是倡導飲酒有度，使之不再成 為招惹是非的群氓，破壞社會治安的地痞，而是積極參與社區乃至城市管理的有生力量。美國城市化過程中暴露出的大量問題，為熱衷政治的愛爾蘭移民創造了參與 城市管理的大量機會。他們不再是在母國採用秘密會議手段抵抗外族侵略鄉巴佬，也不再是用暴力和騷亂反抗歧視和排斥的異族，而是以城市主人的身份堂堂正正參 加各級議會，在會上慷慨陳詞，用國家憲法所賦予的權力為包括本族移民在內的移民和勞工謀求利益。在相當長的時間裡，愛爾蘭移民的熱情得到了最大程度的發 揮，才幹得到了最大程度的施展，群體力量得到了最大程度的顯現。
至19世紀90年代初，愛爾蘭人控制美國城市的格局便基本定型，他們“控制了幾乎所有大城市的政治機器。 ” [ 29 ]愛爾蘭移民和一些其他族裔移民中的政客，黨魁在幕後發號施令，結黨拉派，安插親信，籠絡人心，成為美國歷史上顯赫一時的“城市老闆。 ”正在成為這個國家最大的財富和權力中心的紐約幾乎成了愛爾蘭人的天下，他們控制了該市的政治機器坦慕尼協會和當地的政治選舉。在愛爾蘭人口佔1 / 3以的波士頓，來自愛爾蘭的孤兒帕特利克阿柯林斯兩度出任市長，並在1888年成為民主黨全國代表大會主席。進入20世紀後，波士頓市政府仍一直由愛裔把 持。擅長“甜蜜演說”的約翰F菲茨杰拉德和詹姆士邁克爾分別數次蟬聯市長，此外還有多任市長和許多部門領導具有愛爾蘭血統。在費城，許多城市老闆都是愛 裔，約翰坎貝爾曾領導民主黨中的天主教徒同本土文化保護主義者進行不懈鬥爭。新澤西城有一個“愛裔美國人圈。 “芝加哥市的許多官員也出生於愛爾蘭，理查德達利在20世紀曾任市長20多年。來自愛爾蘭的沙龍老闆克里斯托弗字母a.巴克利在19世紀80年代出任舊金 山市長，幫助舊金山市的警察和許多其他部門“愛爾蘭化。 ”甚至在大量新移民進入這些城市並形成選民多數之後很久，執掌這些城市牛耳的依然是愛爾蘭人。 [ 30 ]
愛爾蘭人不僅在美國城市形成一股強勢，而且給美國城市政治引進了“愛爾蘭方式”大大拓展了美國政治生活的內容。許多城市老闆自視為現代劫富濟 貧的羅賓漢。他們根據本國移民互幫互助的傳統，不僅為選民提供各種各樣的服務，如職業介紹，生活救濟，醫藥服務，籌措互濟金等，還“為窮人在聖誕節送去晚 餐，在嚴冬送去煤炭，在葬禮送去鮮花。 “ [ 31 ]他們”使自己成了為社會公益服務的人物“使美國改變了歐洲傳統的貴族治理城鎮的模式，使”城市的政治生活人格化和人性化。 “ [ 32 ]
愛爾蘭城市老闆還幫助“發展並完善了大城市的政治機器”使下層階級的代表分享城市管理的權力。他們首先使平民管理市政成為紐約-這個“人類歷 史上第一個由平民管理的大城市“ -的一種固定制度。愛爾蘭人在紐約市政管理中的許多平民性舉措，影響了美國其他許多城市，使之也紛紛”把權力交給了下層階級的代表“給尚處萌芽狀態的美國 現代城市奠定了基礎。 [ 33 ]他們在美國城市建設中的種種舉措使一位作家由衷地感嘆道： “愛爾蘭人的作用就是管理美國城市事務。 ” [ 34 ]
然而，來自傳統農業社會的愛爾蘭移民雖然實際掌管了美國許多城市，但並不善於城市管理，也不諳城市管理的藝術。他們為美國城市提供了“友善的 官員，勇敢的警察和驍勇的消防隊員“ ，但也使之”成為治理最差的城市， “ [ 35 ]因為他們採用的往往是母國農民為維護自己的權利而採取的傳統做法，包括拉幫結夥，威脅利誘，敲詐勒索，人身殘害等。而美國城市發展初級階段行政部門相對 軟弱，法制不健全，全面鋪開的市政公用設施和公用事業建設，無以計數的大筆定單，承包合同及特許權，給壟斷的城市老闆們提供了結黨營私，貪贓枉法，行賄受 賄，聚斂財富的種種便利，這些又進一步導致市政管理混亂和市政建設的無政府狀態，城市腐敗現象駭人聽聞。儘管19世紀末揭開城市黑幕，取締城市老闆和改革 市政體制的運動遏制了城市老闆對市政的干預和操縱，使城市得到有效的治理，但由於愛爾蘭移民在美國城市的勢力盤根錯節，他們對美國許多城市的控制仍繼續了 許多年，只不過有所收斂和改善而已。
（四）
愛爾蘭移民在投身美國經濟發展和市政建設的同時還為美利堅宗教文化的多元化做出了獨特的貢獻。
美國是一個宗教大國， “教派林立，組織繁多” [ 36 ] 。然而，為創建理想中的“山巔之城”而來北美荒原的基督教清教徒和以後到來的一批又一批新教徒，在創建美利堅合眾國的過程中確立了基督教在這個國家的主流 地位。因此，雖然有法國，西班牙，荷蘭，愛爾蘭等國的天主教徒參加了北美大陸早期開發和建設，並於1634年在馬里蘭正式建立教會，但天主教只不過是美國 這個“新教大海中的一個小島， ” [ 37 ]並且在相當長的時間裡沒能建立統一的教會。這種局面直到19世紀20年代愛爾蘭人大量湧入才發生變化。
愛爾蘭是一個信奉天主教的國家， 80 ％以上的人口為天主教徒。但早期來自愛爾蘭北方的蘇愛人大多是不堪英國人政治，經濟，宗教壓迫的新教徒，天主教徒只佔當時愛爾蘭移民中的一小部分， “而且，同他們的新教同人一樣，大多為中產階級或手藝人” 。他們的才能和技藝很是為當時美國經濟發展所急需，而他們移居美國所尋求的目標-“獨立“財富和新的發展機會，也符合當時大多數歐洲移民的共同追求。愛爾 蘭移民中的天主教徒當時人數之少，加之他們在母國長期受英國人殘暴的殖民統治，以致大多數新教徒不僅沒有把他們的到來看作對新教或對共和制度的一種威脅， 而且“特別”加以歡迎。正如一位北愛爾蘭移民所報導的，他們“被看作愛國的共和主義者。並且，如果你對美國人說，你不得不逃離你的國家，或者你會因背叛祖 國而被絞死，他們就會對你刮目相看，還將會大加讚賞。 “ [ 38 ]
19世紀20年代以後進入美國的凱爾特-愛爾蘭移民則絕大多數為天主教徒，他們虔誠地忠實於自己的宗教信仰，無限信賴教會神職人員。他們不僅堅持自己的宗 教理念和生活方式，而且，用許多主教的話來說，愛爾蘭人在美國肩負著特別的神聖使命，要努力使天主教在美國得到振興。首任主教羅徹斯特稱愛爾蘭人是“最適 合在一個新國家開闢宗教道路的“ 。皮奧里亞主教也著書論述愛爾蘭人在美國的宗教使命。
愛爾蘭天主教徒不論到哪裡謀生，就把教堂建造到哪裡。他們不僅在抵達美國後聚居的東北部城鎮建立了大量的教堂，也在後來勞作的地方-工廠，礦 山，建築工地，運河和鐵路沿線乃至兵營駐地，星星點點建造起自己的教堂。在紐約，康涅狄格，俄亥俄，印第安納等州，天主教堂的建築同早期運河的建設同步進 行。開挖伊利運河的愛爾蘭工人創建了尤蒂卡地區的第一個教堂。康涅狄格州哈特福德附近溫澤水閘的教堂也是由運河工人建造的。隨著西部開發和橫貫美國大陸鐵 路線的鋪設，愛爾蘭移民將天主教堂建到了美國內地乃至遠西地區，使天主教堂的尖塔在美國許多地區舉目可見，哪怕這些教堂極其簡陋。
伴隨愛爾蘭天主教徒進入美國的還有大量天主教神職人員。這些神職人員和教徒一起深入各地，足跡遍布教徒們的各個生活區和作業點。他們不遺餘力 地幫助教徒在美國各地建造教堂，學校，醫院，孤兒院和收容院。他們為新來者提供指導，使之盡快適應在美國的生活;給困頓中的勞工帶去溫暖，鼓勵他們為生存 頑強抗爭;為病人，無家可歸的兒童和各種需要幫助的人群伸出援助之手，幫助成立禁酒團體，與愛爾蘭世代沿襲的酗酒惡習作鬥爭，學會體面地工作，體面地做 人。
在所有這些努力中，具有重要意義的當屬為教區兒童創建學校。由於凱爾特文化“敵視讀書人”的傳統，愛爾蘭成為中世紀歐洲主要國家中唯一沒有建 立大學的國家，其文化之落後可以想見。 [ 39 ]加之英國人殖民統治愛爾蘭數百年，客觀上造成了愛爾蘭人的“不開化。 ”而在美國，為了促進天主教的發展，也為了使後代繼續父輩的宗教信仰和更好地在美國生存， 19世紀愛爾蘭移民在抵達美國後的數十年間建立了數十所教會學校，雖然這些學校規模很小，也相當原始，更有許多教室設在教堂地下室，但她們所發揮的作用不 可小看。天主教會還在波士頓，紐約等地發動建立教會學校運動。教徒們紛紛為之解囊，尤其是愛爾蘭勞工。當時許多教區學校需向學生徵收一部分費用，這就將最 貧困教徒家庭的子女排斥在外。儘管教會為建立學校做了許多工作，但當時仍然沒有任何一座城市有足夠多的教會學校能滿足教徒子女入學的需要，例如紐約教會為 教會學校建設做出的努力雖然為全國城市之最，但在19世紀50年代後期，只能吸收該教區約35 ％的教徒子女入學。 [ 40 ]
這種局面在美國內戰後得到了改善。許多主教轄區不僅擴建和增建了小學，還興辦中學，使越來越多愛爾蘭背景的學生得以接受更高級的教育。至 1900年，許多愛爾蘭移民的孩子能夠進入天主教會辦的高校。當然，也有一些愛爾蘭移民的孩子進入公立學校，但這些學校教科書中對天主教的傳統偏見和學生 在這些學校必須誦讀基督教“聖經”的做法使他們的天主教徒父母感到不悅。經過一次又一次激烈鬥爭，各方均做出了一定的妥協。一些對天主教帶有較多偏見的教 科書被取消，也不再強制學生誦讀“聖經” 。
隨著美國天主教堂和教會學校的建設，使為之配備合格的神職人員一時間迫在眉睫，以致教會不得不從愛爾蘭輸送大量神父到美國。僅1842年創建 於都柏林的萬聖學院（學院的所有聖徒）建校後的60年間，就向美國輸送了1500名神父;設在愛爾蘭基德爾縣的梅諾斯神學院也為美國培訓了大批神職人員。 [ 41 ] 1840年-1850年間，美國天主教神父的數量從480名激增至1500名，其中35 ％具有愛爾蘭姓氏“麥克” 。愛爾蘭神職人員對美國天主教的轄區建設和教會發展做出了巨大貢獻，也確立了愛爾蘭移民在美國天主教會中的統治地位。 1790年天主教在美國尚處襁褓階段，第一位主教約翰卡羅爾就是愛爾蘭後裔。 1875年，愛爾蘭移民後代約翰麥克洛斯基成為美國第一位紅衣主教。在這以後的20多年裡，美國天主教主教中約50 ％具有愛爾蘭血統， 17位紅衣主教中，更是僅有4位不是愛爾蘭人。 [ 42 ]關於1789年至1935年年美國主教的一份調查顯示， “被任命的464名主教中，268人为爱尔兰人——这个数字可能不尽正确，因为只计算父亲为爱尔兰者”。当时，美国几乎任何一个主教辖区或大主教辖区都有 爱尔兰出生或具有爱尔兰血统的高级神父。[43]虽然这种现象遭到其他移民群体中的天主教徒们的反对，但爱尔兰移民在美国天主教发展过程中的作用由此可见 一斑。
爱尔兰天主教徒以及1848年以后德意志天主教徒大规模移民美国，使得天主教徒在美国各种宗教信仰人数排名中从1776年第10位上升至 1850年的第3位。19世纪末意大利、波兰等国移民的到来，更使天主教在1890年“首次以730万信徒（包括儿童）占据了首位”。[44]然而，爱尔 兰人在为天主教会在美国大发展而举杯庆贺的同时，仍面临着巨大挑战。
其实，早在1820年之前，少数美国人中已经对对天主教和爱尔兰人存有偏见。19世纪40年代末以后，伴随爱尔兰和德意志移民而来的天主教在 美国的大发展，使“排外主义者感到最恐惧的是罗马天主教教义和与之相连的爱尔兰人”。[45]怀有强烈宗教偏见的新教教徒们视之为对新教的一种严重威胁。 政治家们中有人原本就担忧外来移民会给美国带来贫困、疾病和犯罪等严重社会问题，这时更害怕爱尔兰移民会破坏社会稳定，从而威胁到美国共和政体和民主制 度，甚至“从而结束了美国对欧洲社会弊病的免疫性”。[46]种族主义者指责来自凯尔特—爱尔兰人会污染美国血统，使美国不再是一个以盎格鲁—撒克逊人为 主的民族，更何况爱尔兰劳工同美国本土工人在就业、住房等方面的竞争也越来越激烈。一时间，关于爱尔兰人属于“蛮族”——懒惰、迷信、酗酒和暴力——的种 种说法甚嚣尘上。到了19世纪50年代，反爱尔兰人的鼓噪达到了顶峰，报刊、书籍、小册子连篇累牍地谩骂、嘲笑爱尔兰移民。种族主义分子和本土主义者更 是打着反天主教的旗号，煽动民众排斥爱尔兰移民。他们向天主教会机构乱扔石头，焚烧和破坏爱尔兰人建的修道院和学校。1854年成立的“一无所知党”成为 这种反对天主教和外来移民的马前卒。“1887年创立的‘美国保护协会’，其宗旨就是限制天主教徒担任公职，……防止天主教会对公立学校影响的扩大。 ”[47]
另一种冲击来自天主教教会内部有其他民族背景的教徒。几乎和凯尔特—爱尔兰人同时在19世纪中叶大规模移居美国的德意志人和19世纪晚期大量 到来的东、南欧移民，出于传统的种族和民族观念和敌意，自然对爱尔兰人在美国天主教会中的垄断地位感到不满。他们强烈要求得到本族群神职人员服务。在某些 地区，这些矛盾相当突出。至19世纪末，德意志人和爱尔兰人中的天主教徒之间的冲突极为尖锐。曾几何时，爱尔兰人强烈谴责“肆无忌惮的法兰西神父的阴谋小 集团对神职人员的暴政”，如今轮到他们自己受到强烈谴责了。然而，由于爱尔兰人占有先入为主的优势并讲得一口流利的英语，这使存在着严重语言障碍的其他族 群自愧不如。此外，爱尔兰人天主教徒也尽可能地避免矛盾和冲突。他们的神职人员不仅援助爱尔兰教徒，也援助来自其他国家的天主教徒和其他宗教的教徒。同 时，他们还支持在移民众多的城市建立不同族群的天主教堂，如在芝加哥，“一个街区便设立了几个天主教堂，分别使用不同的语言为来自不同国家的移民提供宗教 服务，帮助他们尽快地融入美国社会”。[48]因此，尽管存在着种种矛盾和冲突，但爱尔兰人在美国天主教会中的优势一直在没有削弱。
（五）
爱尔兰移民终于渐渐崛起于美国社会，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群体。但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他们“依然在美国社会的主流之外，……被视为不可同化的移民 ”。[49]在国家政治层面上，较之爱尔兰移民的人数和活力，其影响力仍然有限，但他们从来没有放弃。在努力积累财富的同时，爱尔兰移民不断提高素质，扩 展势力，经过近百年数代人的努力，终于在20世纪，尤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取得了重大突破。
1919 年，出生穷苦移民家庭的爱尔兰后裔阿尔弗雷德·史密斯出任纽约州州长，并三次连任。因1848年爱尔兰遭受自然灾害而抵美的肯尼迪家族不仅成为波士顿一言 九鼎的名门望族，而且在马萨诸塞州的影响仅次于亚当斯和罗斯福两大家族。其族长约瑟夫·肯尼迪还在25岁出任银行经理，成为造船业和电影业巨子，并在 1937年出任美国驻英大使。同时，爱尔兰人当选联邦国会、州和地方各级议会议员，担任政府各部门要职的人数也逐渐增多。国会中爱尔兰裔议员人数曾一度是 其他所有族群议员人数总和的一倍以上。[50]阿尔弗雷德·史密斯还在1928年成功获得民主党提名，成为第一位身为天主教徒的总统候选人。史密斯竞选总 统最后失败，但爱尔兰天主教徒的努力并没有停止。 30多年后，约瑟夫·肯尼迪的儿子约翰·肯尼迪终于赢得1960年总统大选胜利，如愿入主白宫——长期压在天主教徒头上在“玻璃天花板”终于被打破，他们 终于攀上美国政坛的顶峰！
值得注意的是，此时的爱尔兰移民早已没有了当初那种强烈的民族意识。经济上的富足——哪怕是改观——使他们中的许多人走出了贫民窟，将原来的 住所留给了新来的移民而自己入住体面的社区；政治上的成功使他们努力完善自己，改变自身形象，从而使美国公众逐渐抛弃传统的偏见而接受了他们，这一进步促 使他们摆脱群体意识，最后摆脱狭隘的族群圈子而逐渐融入美国主流社会。这一点充分反映在爱尔兰人同异族通婚的现象中。1860年，“ 只有1/10的爱尔兰移民同异族通婚 ”，波士顿爱尔兰人和异族通婚的比例“甚至低于同时期白人和黑人之间的通婚”，但在100年后的20世纪60年代，美籍爱尔兰男性与异族妇女结为伉俪的比 例超过半数。[51]如果说早期成功的爱尔兰移民往往会羞于承认或暴露自己是爱尔兰人，如约瑟夫·肯尼迪的母亲玛丽坚持要儿子在给哥伦比亚信托公司送包裹 时称自己为“乔”而不是“乔·肯尼迪”，以此“掩盖他的爱尔兰血统”，[52]但是100年后，异族通婚早已使爱尔兰移民后裔“被归类于其他种族”，甚至 很难鉴别他们的族属。[53]二战后移民美国的爱尔兰人的素质也和100年前不可同日而语。他们来到美国，也不再一味于寻找——其实已经难以找到——本国 移民的聚居地，这种现象使得他们很快融入美国社会。
从格格不入到相互交融，爱尔兰移民在美国走过了一条艰苦的崛起之路。他们为美国经济发展提供了廉价的劳动力，为美国工运和市政建设提供了爱尔 兰式的理念和作风，为天主教在美国的存在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但最后使自己变得美国化并丧失了许多爱尔兰人的“独特气质”。作为讲英语的白种人，他们曾 经因愚昧落后和宗教信仰受到盎格鲁—撒克逊主流文化的歧视和排斥；作为最大的外来移民群体之一，他们曾极大地冲击和影响了盎格鲁—撒克逊文化在美国的主导 地位，然而，正是他们同盎格鲁—撒克逊文化的相互撞击、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导致了美国社会更加宽容和多元化，而对外来移民和移民文化的接纳和消化，促成 了移民文化在美国社会的蓬勃发展，并最后铸就了斑斓绚丽的美国多元社会和多元文化。在这个意义上，爱尔兰移民在美国所走过的道路，留下了值得我们进一步探 索的又一契机。
注释：
[1] 邓蜀生：《世代悲欢“美国梦”——美国的移民历程及种族矛盾（1607—2000）》，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第114页。
[2]1790 US Census Data.htm, 引自http://fisher.lib.virginia.edu/cgi-local/cecsusbin/census/cen.pl., Feb.13,2003; 黄兆群：《熔炉下的火焰：美国的移民、民族和种族》，东方出版社，1994年，第80页。
[3] Kerby A. Miller: “Class, Culture, and Immigrant Group Identity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Case of Irish-American Ethnicity”, in Immigration Reconsidered, ed. Virginia Yans-Mclaughli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p.126.
[4] 据美国移民与归化署1975年年度报告（U.S. Immigration and Naturalization Service, Annual Report, 1975）, 1820年至1900年爱尔兰移民美国人数分别为：1820-1830—54,338；1831-1840—207,381；1841-1850— 780,719；1851-1860—914,119；1861-1870—435,778；1871-1880—436,871；1881-1890— 655,482；1891-1900—388,416。参见Stephen Thernstrom, ed.: Harvard Encyclopedia of American Ethnic Groups, Cambridge, 1980, p.528.
[5] Kerby A. Miller: “Class, Culture, and Immigrant Group Identity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Case of Irish-American Ethnicity”, p126.
[6] Ibid., pp106-107.
[7] [美]托马斯·索威尔著，沈宗美译：《美国种族简史》，，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19, 29-35页。
[8] [美]丹尼尔·布尔斯廷著，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译：《美国人：民主历程》，三联书店，1993年，第287-288页。
[9]Oscar Handlin: Boston Immigrants, 1790-1880, New York, Atheneum, 1970，pp.69-70，参见托马斯·索威尔：《美国种族简史》，第32页。
[10] Roger Daniels: “The Immigrant Experience in the Gilded Age”, in The Gilded Age: Essays on the Origins of Modern America, ed. Charles W. Calhoun, Scholarly Resources Inc., Wilmington, DE, 1996, pp.74-75.
[11] Ibid.: p.75.
[12] 邓蜀生：《世代悲欢“美国梦”》，第114-115页。
[13] Kerby A. Miller： “Class, Culture, and Immigrant Group Identity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Case of Irish-American Ethnicity”, p. 107.
[14] [美]J.布鲁姆等著，杨国标等译：《美国的历程》（上册），商务印书馆，1995年，第96页。
[15] David N. Doyle, Irish Americans, Native Rights, and National Empires: The Structure, Divisions, and Attitudes of the Catholic Minority in the Decade of Expansion, 1890-1901, New York Arno Press, 1976, pp.59-63.
[16] David N. Doyle：“The Irish and American Labour, 1880-1920”, in Saothar: Journal of the Irish Labour History Society, 1 (1975): pp. 42-53.
[17] David N. Doyle: “Unestablished Irishmen: New Immigrants and Industrial America,
1870-1910”, in American Labor and Immigration History, 1877-1920’s: Recent European
Research, ed. Dirk Hoerder,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83, p.193.
[18] Stephen Thernstrom: Harvard Encyclopedia of American Ethnic Groups, pp. 538-544.
[19] Kerby A. Miller：“Class, Culture, and Immigrant Group Identity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Case of Irish-American Ethnicity”, pp.109, 123-124.
[20] 顾明裕：“19世纪后期美国工人工人阶级运动的思想派别斗争”，载 《河北师范大学学报》，1981年3期，第40页。
[21] Eric Foner: “Class, Ethnicity, and Radicalism in Gilded Age: the Land League and Irish America”, in Marxist Perspectives 1(Summer 1978), pp.26-27.
[22] Kerby A. Miller：“Class, Culture, and Immigrant Group Identity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Case of Irish-American Ethnicity”, pp.123-124.
[23] 关勋夏：“19世纪末期美国工人运动的特征”，载杨生茂、林静芬编《美国史论文选》，天津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214页。
[24] Kerby A. Miller：“Class, Culture, and Immigrant Group Identity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Case of Irish-American Ethnicity”, p.122.
[25]丹尼尔·布尔斯廷：《美国人：民主历程》，第291页。
[26] 罗纳德·凯斯勒著，万中等译：《肯尼迪王朝：一个家族的神话》，当代世界出版社，1998年，第10页。
[27] Carl Wittke: The Irish in America, 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56，p.104.
[28] 丹尼尔·布尔斯廷：《美国人·民主历程》，第296页。
[29] Joseph S. Roucek ed.: America’s Ethnic Politics, Westport, 1982, p.205.
[30] Carl Wittke: The Irish in America, pp.107-108; 托马斯·索威尔：《美国种族简史》，第36页。
[31] Carl Wittke: The Irish in America,p.104
[32] 丹尼尔·布尔斯廷：《美国人·民主历程》，第298页。
[33] 丹尼尔·布尔斯廷：《美国人·民主历程》，第292-298页。
[34] J.布鲁姆等著，戴瑞辉等译：《美国的历程》（下一分册），第78页。
[35] Carl Wittke: The Irish in America, pp.103.
[36] 王恩铭：《当代美国社会与文化》，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148页。
[37] Carl N. Degler: The Age of the Economic Revolution ,1876-1900, Scott, Foresman and Company, 1977, p.163.
[38] Kerby A. Miller：“Class, Culture, and Immigrant Group Identity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Case of Irish-American Ethnicity”, p.107.
[39] 托马斯·索威尔：《美国种族简史》，第46页。
[40] Stephen Thernstrom: Harvard Encyclopedia of American Ethnic Group, p.534.
[41] Roger Daniels: “The Immigrant Experience in the Gilded Age”, p.76.
[42] Stephen Thernstrom: Harvard Encyclopedia of American Ethnic Group, p.534.
[43] Carl Wittke: The Irish in America, pp.91-92.
[44] 理查德·N.奥斯特林：“不断变化的美国宗教”，载《交流》，美国驻华大使馆新闻文化处，2000年第1期，第20页。
[45] 詹姆斯·P.申顿：“种族和移民”，载埃里克·方纳等著，齐文颖等译：《新美国历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 第83页。
[46] J.布鲁姆等：《美国的历程》（上册），第496-497页。
[47] 丁则民主编：《美国内战与镀金时代：1861-19世纪末》，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158页。
[48] 金卫星：“略论宗教在美国城市化中的作用”，载王旭、黄柯可主编《城市社会的变迁——中美城市化及其比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237-238页。
[49] Carl N. Degler: The Age of the Economic Revolution ,1876-1900, Scott, Foresman and Company, 1977, p164.
[50] Stephen Thernstrom: Harvard Encyclopedia of American Ethnic Group, p.54.
[51] 托马斯·索威尔：《美国种族简史》，第42，51页。
[52] 罗纳德·凯斯勒：《肯尼迪王朝：一个家族的神话》，第15页。
[53] 托马斯·索威尔：《美国种族简史》，第51页。
（一）
愛爾蘭人進入北美大陸可追溯至歐洲移民拓殖時期，並於1621年在今美國弗吉尼亞州的紐波特紐斯建立了第一個定居點[ 1 ] 。據1790年人口普查，美國有37180名愛爾蘭人，另外約有15萬帶有愛爾蘭血統。 [ 2 ]早期愛爾蘭移民大多來自母國北方地區，具有蘇格蘭血統，史稱“蘇愛人。 ”蘇愛人具有一定經濟實力和專業技術。據統計，專業人員，業主和從事商業或農業者約佔早期愛爾蘭移民總數的25 ％ ，另外還有約40 ％以上為手藝人。 [ 3 ]這種局面一直持續到19世紀初。 1821年至1822年年發生的馬鈴薯晚疫病使大批愛爾蘭人湧向國外，尤以美國為最。愛爾蘭人移居美國的涓涓細流就此轉為滔滔洪流，並且蔚為壯觀地延續了 整整一個世紀。 1845年至1847年年席捲西歐的災難性馬鈴薯青枯病造成的大飢荒，更使愛爾蘭移居美國的人數在19世紀50年代以91.4萬之巨達到巔峰。而在這之前 的10個年間， 78萬愛爾蘭移民佔了同期全美移民總數的45.6 ％ 。 [ 4 ]
19世紀20年代後因飢荒棄國而去的移民使在美國的愛爾蘭人“質量”大幅度下降。據統計， 30年代和40年代初，愛爾蘭移民中只有約1 / 3擁有資本，接受過學校教育，具有經營或市場經驗。進入50年代，每年移居美國的愛爾蘭中，中產階級人數從未超過5 ％ -6 ％ ，熟練工人數也僅為10 ％ -12 ％ 。世紀19日，愛爾蘭移民絕大多數來自國內“最”貧困，落後的南部和西部地區。他們拖兒帶女遠渡重洋，歷經艱辛囊空如洗，無力繼續進入內地。喜歡群居和習 慣於在封閉村落周圍小塊土地勞作使愛爾蘭移民，不適應美國的大土地農業生產方式，加之上天主教堂做禮拜的需要，使得他們中的許多人留在了先來者聚居的東部 各州沿海城市，尤其是他們抵達美國時的口岸城市如紐約，波士頓，費城等。雖然後來愛爾蘭移民也逐漸分散到了美國各地，但依然群居於城市之中，尤其是工業化 程度較高的城市。例如， 1870年，出生於愛爾蘭的移民中有將近95 ％的人集中在新英格蘭和中西部地區，其中近45 ％居住在全美50個最大城市中， 34 ％居住在最大的15個城市中。 [ 5 ]年至1920年，仍有90 ％的愛爾蘭人居住在美國都市區。
1870年聯邦人口普查揭示，愛爾蘭移民中從事農業生產的人口比例不足15 ％ ，而當時從事農業生產的土生美國人，德意志移民和英國移民分別為54 ％ ， 27 ％和26 ％ 。 [ 6 ]對於來自傳統農業國度的愛爾蘭移民來說，他們中的許多人不僅離開了母國，更是中斷了祖祖輩輩與土地相聯繫的傳統紐帶。因此，他們中雖然不乏健壯的男性勞 動力，但缺少在城市謀生的所需的技能，很難找到合適的工作。由於貧困，大多數愛爾蘭移民沒錢開辦自己的農場或作坊，很多人連體面的房屋也租不起。他們擁擠 在城市貧民區中“質量最差的住房裡“而且往往在一個小公寓內擠住著一個龐雜的大家庭，還有人不得不在路旁搭起了棲身之所，使原本擁擠，骯髒的貧民區變得越 發垃圾成堆，老鼠成群，火災蔓延，惡性疾病盛行。霍亂，肺病，精神病的發病率更是與“街區中愛爾蘭人的數目成正比。 ” 1849年波士頓發生霍亂，病人“幾乎全部集中在愛爾蘭人居住的街區。 “生存的壓力使原本”野蠻“的愛爾蘭人越發性情粗暴，酗酒，鬥毆，犯罪等社會問題層出不窮，以致愛爾蘭人聚居之處令其他人望而生畏，遠遠移居他處。 [ 7 ]對於許多愛爾蘭人而言，移居美國只不過改變了居住地，由“愛爾蘭貧民變成美國貧民。 ” [ 8 ]他們的景況甚至連黑人都不如： 1850年年，波士頓黑人人口中從事體力活和充當家傭的比例大大低於愛爾蘭移民，波士頓自由黑人的經濟狀況一般而言要比愛爾蘭人好[ 9 ] 。
愛爾蘭移民不得不憑藉體力從事連黑人也不屑的“艱苦，骯髒和危險”的苦力，且大多為臨時工，不僅收入低而且備受歧視，有的雇主乾脆掛出“本店 概不僱傭愛爾蘭人“的告示。但19世紀下半葉勃興的美國經濟建設大潮為愛爾蘭移民提供了大量的機會。在這個意義上說，愛爾蘭移民來美國適逢其時：他們為美 國工業化提供了一支龐大的非熟練勞工大軍。愛爾蘭移民首先成為交通運輸線路的主要建設者。 “南北戰爭以前的美國運河水系大都由愛爾蘭勞工挖掘，中西部的鐵路大都由愛爾蘭勞工建築。 ” [ 10 ]愛爾蘭移民還漸漸在城市中找到了發揮自己特長的工作。在母國農業生產中世代相傳的馭馬本領使他們壟斷了美國城市客棧，出租車行馬夫和馬車馭手的工作，傳 統的屠宰業，磨坊，鋸木廠等也使愛爾蘭移民有了用武之地。 19世紀下半葉，美國城市化進程，這使群居城市的愛爾蘭人捷足先登。他們不僅在大量的建築工地和碼頭大顯身手，而且由於東，南歐洲新移民的湧入，第二代和 第三代愛裔美國人逐漸脫離了繁重的粗體力勞動，不少人成為建築工地和碼頭的包工頭。更多的愛爾蘭移民分散至各行各業，有的成為他們參與鋪設的有軌電車最早 的駕駛員和售票員。 1900年，愛裔美國人男性約佔城市管道工，蒸汽管裝修工或鍋爐裝配工的33 ％ ，雖然該年仍有25 ％的愛爾蘭出生者和17 ％的第二代愛爾蘭移民從事無需特殊技術或只需有限技術的工作，而後一數字略高於本土白人15 ％的比例。當然，分佈在各城市的愛爾蘭移民的就業情況存在很大差別。 1890年，波士頓近2 / 3愛爾蘭出生者從事無需特殊技術工作; [ 11 ]但在芝加哥，從事無需特殊技術工作的愛爾蘭出生者僅1 / 3 。此外， “愛爾蘭人幾乎在城市警察和消防部門剛設置時就壟斷了這些行業。 “ [ 12 ] 1820年至1900年的80年間，美國非農業勞動力比例從28 ％增至62 ％ ，從事製造業和建築業人口從12 ％增至28 ％ ，愛裔均處領先地位[ 13 ] 。
當然，也有一些愛爾蘭移民“在新世界（通常是在費城）登陸之後，便向西移行，到阿巴拉契亞山區一些峽谷裡，並湧進馬里蘭，弗吉尼亞和南，北卡 羅來納的內地。 ” [ 14 ]另有一部分愛爾蘭人隨著運河開挖與鐵路線鋪設，以及隨軍征戰，逐步離開了東部城市，進入內地，有的抵達太平洋沿岸各州。他們參加了加利福尼亞，南達科他 等州的礦區建設。 1870年，愛爾蘭人成為加利福尼亞州最大的外國出生的移民群體。年至1880年，有1 / 3以上愛爾蘭出生者居住在東海岸以外地區，成為除猶他以外西部各州和準州的三大移民群體之一。愛爾蘭移民在美國西部開發中做出重要貢獻的同時也使自己的經 濟地位進一步得到提高。 1850年，居住在波士頓的愛爾蘭男性移民從事白領工作的僅佔6 ％ ，而在舊金山和洛杉磯，同類比例分別為14 ％和12 ％ 。 1880年，東，西部的這種差異依然存在，如紐約愛爾蘭人從事白領工作的比例為13 ％ ，舊金山的愛爾蘭白領則達20 ％ 。
至1900年，愛爾蘭移民及其子女在除農業外的所有領域取得了與土生美國人相應的職業平等。愛爾蘭男性從事白領工作和專業技術工人和普通工人 所佔比例與土生白人大致相同，分別為35 ％ ， 50 ％和15 ％ ，但愛爾蘭人中的專業技術工人主要集中在高收入的且大多為高度工會組織的行業中。 [ 15 ]一些有經營頭腦的愛爾蘭人開始擁有自己的產業，甚至積累了萬貫家財。擁有自己企業的愛爾蘭人口比例在20世紀上半葉更是穩步增長。
（二）
無論從哪方面看， 19世紀中葉愛爾蘭移民在美國都屬弱勢群體。然而，經過頑強抗爭和孜孜以求的努力，他們不僅逐漸在美國找到了工作，改善了就業狀況，增加了經濟收入，而且 充分利用群體優勢，在19世紀下半葉美國工業化進程中，尤其在全國各地此起彼伏的工人運動中，形成一支不容忽視甚至舉足輕重的力量。
獨特的文化背景使愛爾蘭人在母國缺乏從事工業勞動的經歷，更沒有工會組織和工會活動的經驗，但他們在數百年共同反抗異族殘暴壓迫的鬥爭中形成 了很強的民族凝聚力，具有別的移民群體所罕有的以地下組織形式，包括宗教組織，從事政治活動的豐富經驗，並將這一傳統帶到了美國。愛爾蘭移民由於工作報酬 低，工時長，經常受週期性失業的困擾，而他們往往不僅需要掙錢謀生，還得寄錢援助母國赤貧的親戚，因此對經濟問題特別敏感，在經濟上的追求也特別迫切。他 們往往聯手行動，共同反對業主和資本家的剝削，欺壓。隨著內戰後工業生產迅猛發展，美國工人階級隊伍飛速壯大，工人運動也進入了最活躍的時期，這使人數眾 多且高比例從事工業勞動的愛爾蘭移民找到了施展才幹的重要途徑。
其實，在美國早期勞工組織中，來自愛爾蘭的技術工人和中產階級人士就起了很大的作用。他們往往幫助組織並在其後領導著愛爾蘭人和非愛爾蘭人勞 工的聯盟，儘管在初始階段，這些組織往往是局部或地區性的。 1861年，美國第一個全國性的煤礦工人組織“美國礦工協會”建立，馬丁伯克成為積極參與工會活動的愛爾蘭先驅。此後，在美國許多地方和許多行業的工會組 建和活動中，如製鞋工人工會，無菸煤礦工人工會，國際勞工組織，加利福尼亞工人黨等，愛爾蘭勞工不僅積極參加，而且表現出了很強的宣傳鼓動和組織領導能 力。 1877年，一場席捲東，西海岸線的全國性工潮中，參加者約1 / 3為愛爾蘭人。特倫斯V鮑德利，一個被放逐的愛爾蘭佃農的兒子，從1879年起至1895年擔任美國“第一個重要的全國性勞工組織” -勞動騎士團-領袖達1 6年之久。年間一八九○年至1 9 20年，愛裔勞工在勞工聯合會（以下簡稱“勞聯” 。當時，美國所有參加工會組織的工人有75 ％的人是勞聯成員）中“驚人地佔有主導地位。 ” [ 16 ] 1900年-1920年間，在勞聯及其下屬的110個組織中，有50個組織的主席或高層領導人有愛爾蘭血統，而當時，愛爾蘭出生者及其後輩中的男性勞動力 僅佔全美男性勞動力的1 / 13 。 [ 17 ]
積極投身美國工運的還有來自愛爾蘭的婦女。她們到美國後最初大多以做家傭和洗衣謀生，後逐漸進入工廠。 19世紀末20世紀初，愛爾蘭婦女在蓬勃興起的美國工運中同樣大顯身手。例如，著名的左翼工運宣傳家瑪麗閣下瓊斯在1905年年幫助組建了世界產業工人聯 盟;溫和的工會活動家詹姆斯奧康奈爾曾經擔任勞聯副主席; 1903年國際婦女工會聯盟成立時，莉奧諾拉奧賴利是理事會成員。
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愛爾蘭移民及其後代在美國社會地位有了很大提高，他們中的許多人是工會組織的重要領導者。菲爾利M奎爾參與組建美國運輸 工人工會並首任主席;伯利J柯倫是1937年成立的全國海員工會首任主席;愛爾蘭勞工之子菲利普默里擔任產業工會聯合會主席，並幫助產聯在1955年同勞 聯合並。合併後的勞聯-產聯主席喬治米尼是來自愛爾蘭的鉗管工，任該職直至1 979年退休，他任職期間不僅大權獨攬，而且在民主黨內頗有影響。 [ 1 8]
值得注意的是，由於愛爾蘭人在母國長期遭受外族統治，強化了愛爾蘭人的民族意識而大大淡化了其階級意識。來到美國後，愛爾蘭人的民族感情進一 步強化而階級意識進一步弱化。強烈的群體意識使愛爾蘭移民，包括他們中原有的中產階級和率先富起來的有產者，熱心地為本民族移民提供各種各樣的援助。而經 濟上的追求使愛爾蘭移民“更加容易接受... ...中產階級的理想“和”奉行階級合作的改良主義路線。 “ [ 19 ]愛爾蘭人所信奉的天主教更是主張階級調和。種種因素促成愛爾蘭勞工基本上都奉行強調階級合作的改良主義路線。他們在美國勞工中的勢力和影響使得美國19 世紀下半葉工人運動帶有濃厚的改良主義色彩。特倫斯V鮑德利就曾公開號召工人階級“同資方建立密切聯盟與和諧關係”並宣稱“雇主的利益與騎士團的利益是一 致的。 ” [ 20 ]勞動騎士團解體後組建的勞聯也因為愛爾蘭移民的影響而主張階級合作，逐漸成為改良主義的組織。愛爾蘭勞工領袖使19世紀末20世紀初美國許多地方勞，資 之間出現了一種“合作關係。 ” [ 21 ]而美國資產階級則通過對愛爾蘭勞工及愛爾蘭人佔主導地位的工會組織施加直接或間接的影響，使其許多價值觀念具體化，使他其許多目的得以實現，包括以民族 矛盾掩蓋階級矛盾，分裂或瓦解工人運動，分化並豢養熟練工人中的特權階層使之淪為自己的喉舌和御用工具等。直至20世紀初，美國勞工組織至少在許多方面依 然相當保守。 [ 22 ]
“ 19世紀末葉的美國工人運動，無論在組織性，內部團結的程度，階級覺悟，科學社會主義的理論等方面，都遠遠落後於歐洲各個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 ” [ 23 ]造成這種狀況的原因有很多，但與崇尚階級調和與改良主義的愛爾蘭勞工和勞工領袖在工會活動中的作用有很大關係，他們甚至往往在資產階級和政客成功瓦解或 鎮壓工人運動中起了一定的作用。另一方面，工人運動也使愛爾蘭熟練工人在美國的許多企業中處於一種極其微妙的地位。企圖通過減薪和機械化生產來降低生產成 本的雇主們往往會願意招募一波又一波來自東，南歐洲的新移民，因為他們“工資且比講英語的工人順從”而且可以“用新來者擊敗由愛爾蘭人控制的工會罷工。 ”但是，愛爾蘭勞工通過排外和裙帶關係在許多同業工會建立的壟斷地位，使這些工會成為愛裔美國人的“堡壘” 。 [ 24 ]
（三）
愛爾蘭移民在母國長期受英國殖民統治，無權擁有像樣地產，沒有選舉權，無權出任公職，更沒有任何升遷機會，有的只是以秘密會社“ ，不受法律約束甚至違法的”手段， “有組織的破壞活動“進行反抗。 [ 25 ]卻不料在崇尚民主自治，社會契約和權力平衡且政治環境相對寬鬆的美國找到了用武之地，匪夷所思地在政治上獲得了任何一個外來移民群體都難以望其項背的成 就。
在美國遭受的歧視和排斥，加劇了愛爾蘭移民的民族感和凝聚力，促使他們同舟共濟，相互幫助。但是，不同於其他移民群體的是，在異族壓制下生活 了近千年的愛爾蘭人絕不僅僅滿足於在陌生的土地上求得經濟的發展，他們深深懂得只有取得政治層面上的強勢才會有真正意義上的發展。他們中的許多人有著幾乎 與生俱來的政治覺悟和政治才能，熱衷政治“ ，懂得政治槓桿” ， [ 26 ]知道如何審時度勢，最大限度地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時機和手段，利用同胞中固有的和強化了的“種族和宗教內聚力”謀求自身的權益。而貧困和對酒精的愛好使 愛爾蘭移民很容易成為政治老闆手中的工具，後者“只需提供免費的酒精飲料就可以使他們成群結隊地前往投票站表達他們的忠誠。 ”此外，愛爾蘭人還具有其他外來移民所沒有的巨大優勢：他們會說英語，雖然不甚流利，帶有濃重的愛爾蘭土音且不時有明顯的語法錯誤，但他們幾乎個個口齒伶 俐，能言善辯，能夠從容地“進入美國政治而沒有任何語言障礙。 ” [ 27 ]
聚居城市的習慣使愛爾蘭移民成為19世紀下半葉美國許多城市最大的族群，形成了一股誰也不容忽視的力量。這一點首先在選舉中顯現出來。愛爾蘭 移民手中擁有的大量選票使他們成為各大政黨爭取的對象，至少要避免觸犯愛爾蘭等外來移民的情感。愛爾蘭移民則深知如何利用手中的選票推舉出能夠為自己謀求 利益的政黨執掌權柄。他們的這種政治熱情早在1828年大選中就有了充分的表現，在約翰昆西亞當斯和安德魯傑克遜之間進行的激烈選舉中起了作用。崇尚民主 政治的愛爾蘭人崇拜傑克遜將軍，對傑克遜的抗英行動和在新奧爾良痛擊英軍尤其存有感激之心。他們紛紛湧向投票站將選票投給這位“窮苦的愛爾蘭移民的寵兒。 ” 4年後，愛爾蘭移民又在傑克遜與“親英保守派”亨利克萊的總統候選人角逐中起了關鍵作用，使傑克遜如願獲得連任。 [ 28 ]愛爾蘭人對民主黨一直情有獨鍾，當其他外來移民因個人的政治或經濟因素而分別支持輝格黨，共和黨等不同政黨時，愛爾蘭移民幾乎一致擁戴民主黨，並且在民 主黨內形成了一定的勢力。
隨著愛爾蘭移民美國政治生活中的勢力和影響日益擴大，他們中的黨魁和宗教領袖-絕大多數是中產階級人士，且往往是第二代美籍愛爾蘭人-開始關 注提高本族移民的素質。他們組織了許多協會，如愛爾蘭天主教慈善會，天主教戒酒會等，在本族移民中倡導自律，勤奮，節儉，尤其是倡導飲酒有度，使之不再成 為招惹是非的群氓，破壞社會治安的地痞，而是積極參與社區乃至城市管理的有生力量。美國城市化過程中暴露出的大量問題，為熱衷政治的愛爾蘭移民創造了參與 城市管理的大量機會。他們不再是在母國採用秘密會議手段抵抗外族侵略鄉巴佬，也不再是用暴力和騷亂反抗歧視和排斥的異族，而是以城市主人的身份堂堂正正參 加各級議會，在會上慷慨陳詞，用國家憲法所賦予的權力為包括本族移民在內的移民和勞工謀求利益。在相當長的時間裡，愛爾蘭移民的熱情得到了最大程度的發 揮，才幹得到了最大程度的施展，群體力量得到了最大程度的顯現。
至19世紀90年代初，愛爾蘭人控制美國城市的格局便基本定型，他們“控制了幾乎所有大城市的政治機器。 ” [ 29 ]愛爾蘭移民和一些其他族裔移民中的政客，黨魁在幕後發號施令，結黨拉派，安插親信，籠絡人心，成為美國歷史上顯赫一時的“城市老闆。 ”正在成為這個國家最大的財富和權力中心的紐約幾乎成了愛爾蘭人的天下，他們控制了該市的政治機器坦慕尼協會和當地的政治選舉。在愛爾蘭人口佔1 / 3以的波士頓，來自愛爾蘭的孤兒帕特利克阿柯林斯兩度出任市長，並在1888年成為民主黨全國代表大會主席。進入20世紀後，波士頓市政府仍一直由愛裔把 持。擅長“甜蜜演說”的約翰F菲茨杰拉德和詹姆士邁克爾分別數次蟬聯市長，此外還有多任市長和許多部門領導具有愛爾蘭血統。在費城，許多城市老闆都是愛 裔，約翰坎貝爾曾領導民主黨中的天主教徒同本土文化保護主義者進行不懈鬥爭。新澤西城有一個“愛裔美國人圈。 “芝加哥市的許多官員也出生於愛爾蘭，理查德達利在20世紀曾任市長20多年。來自愛爾蘭的沙龍老闆克里斯托弗字母a.巴克利在19世紀80年代出任舊金 山市長，幫助舊金山市的警察和許多其他部門“愛爾蘭化。 ”甚至在大量新移民進入這些城市並形成選民多數之後很久，執掌這些城市牛耳的依然是愛爾蘭人。 [ 30 ]
愛爾蘭人不僅在美國城市形成一股強勢，而且給美國城市政治引進了“愛爾蘭方式”大大拓展了美國政治生活的內容。許多城市老闆自視為現代劫富濟 貧的羅賓漢。他們根據本國移民互幫互助的傳統，不僅為選民提供各種各樣的服務，如職業介紹，生活救濟，醫藥服務，籌措互濟金等，還“為窮人在聖誕節送去晚 餐，在嚴冬送去煤炭，在葬禮送去鮮花。 “ [ 31 ]他們”使自己成了為社會公益服務的人物“使美國改變了歐洲傳統的貴族治理城鎮的模式，使”城市的政治生活人格化和人性化。 “ [ 32 ]
愛爾蘭城市老闆還幫助“發展並完善了大城市的政治機器”使下層階級的代表分享城市管理的權力。他們首先使平民管理市政成為紐約-這個“人類歷 史上第一個由平民管理的大城市“ -的一種固定制度。愛爾蘭人在紐約市政管理中的許多平民性舉措，影響了美國其他許多城市，使之也紛紛”把權力交給了下層階級的代表“給尚處萌芽狀態的美國 現代城市奠定了基礎。 [ 33 ]他們在美國城市建設中的種種舉措使一位作家由衷地感嘆道： “愛爾蘭人的作用就是管理美國城市事務。 ” [ 34 ]
然而，來自傳統農業社會的愛爾蘭移民雖然實際掌管了美國許多城市，但並不善於城市管理，也不諳城市管理的藝術。他們為美國城市提供了“友善的 官員，勇敢的警察和驍勇的消防隊員“ ，但也使之”成為治理最差的城市， “ [ 35 ]因為他們採用的往往是母國農民為維護自己的權利而採取的傳統做法，包括拉幫結夥，威脅利誘，敲詐勒索，人身殘害等。而美國城市發展初級階段行政部門相對 軟弱，法制不健全，全面鋪開的市政公用設施和公用事業建設，無以計數的大筆定單，承包合同及特許權，給壟斷的城市老闆們提供了結黨營私，貪贓枉法，行賄受 賄，聚斂財富的種種便利，這些又進一步導致市政管理混亂和市政建設的無政府狀態，城市腐敗現象駭人聽聞。儘管19世紀末揭開城市黑幕，取締城市老闆和改革 市政體制的運動遏制了城市老闆對市政的干預和操縱，使城市得到有效的治理，但由於愛爾蘭移民在美國城市的勢力盤根錯節，他們對美國許多城市的控制仍繼續了 許多年，只不過有所收斂和改善而已。
（四）
愛爾蘭移民在投身美國經濟發展和市政建設的同時還為美利堅宗教文化的多元化做出了獨特的貢獻。
美國是一個宗教大國， “教派林立，組織繁多” [ 36 ] 。然而，為創建理想中的“山巔之城”而來北美荒原的基督教清教徒和以後到來的一批又一批新教徒，在創建美利堅合眾國的過程中確立了基督教在這個國家的主流 地位。因此，雖然有法國，西班牙，荷蘭，愛爾蘭等國的天主教徒參加了北美大陸早期開發和建設，並於1634年在馬里蘭正式建立教會，但天主教只不過是美國 這個“新教大海中的一個小島， ” [ 37 ]並且在相當長的時間裡沒能建立統一的教會。這種局面直到19世紀20年代愛爾蘭人大量湧入才發生變化。
愛爾蘭是一個信奉天主教的國家， 80 ％以上的人口為天主教徒。但早期來自愛爾蘭北方的蘇愛人大多是不堪英國人政治，經濟，宗教壓迫的新教徒，天主教徒只佔當時愛爾蘭移民中的一小部分， “而且，同他們的新教同人一樣，大多為中產階級或手藝人” 。他們的才能和技藝很是為當時美國經濟發展所急需，而他們移居美國所尋求的目標-“獨立“財富和新的發展機會，也符合當時大多數歐洲移民的共同追求。愛爾 蘭移民中的天主教徒當時人數之少，加之他們在母國長期受英國人殘暴的殖民統治，以致大多數新教徒不僅沒有把他們的到來看作對新教或對共和制度的一種威脅， 而且“特別”加以歡迎。正如一位北愛爾蘭移民所報導的，他們“被看作愛國的共和主義者。並且，如果你對美國人說，你不得不逃離你的國家，或者你會因背叛祖 國而被絞死，他們就會對你刮目相看，還將會大加讚賞。 “ [ 38 ]
19世紀20年代以後進入美國的凱爾特-愛爾蘭移民則絕大多數為天主教徒，他們虔誠地忠實於自己的宗教信仰，無限信賴教會神職人員。他們不僅堅持自己的宗 教理念和生活方式，而且，用許多主教的話來說，愛爾蘭人在美國肩負著特別的神聖使命，要努力使天主教在美國得到振興。首任主教羅徹斯特稱愛爾蘭人是“最適 合在一個新國家開闢宗教道路的“ 。皮奧里亞主教也著書論述愛爾蘭人在美國的宗教使命。
愛爾蘭天主教徒不論到哪裡謀生，就把教堂建造到哪裡。他們不僅在抵達美國後聚居的東北部城鎮建立了大量的教堂，也在後來勞作的地方-工廠，礦 山，建築工地，運河和鐵路沿線乃至兵營駐地，星星點點建造起自己的教堂。在紐約，康涅狄格，俄亥俄，印第安納等州，天主教堂的建築同早期運河的建設同步進 行。開挖伊利運河的愛爾蘭工人創建了尤蒂卡地區的第一個教堂。康涅狄格州哈特福德附近溫澤水閘的教堂也是由運河工人建造的。隨著西部開發和橫貫美國大陸鐵 路線的鋪設，愛爾蘭移民將天主教堂建到了美國內地乃至遠西地區，使天主教堂的尖塔在美國許多地區舉目可見，哪怕這些教堂極其簡陋。
伴隨愛爾蘭天主教徒進入美國的還有大量天主教神職人員。這些神職人員和教徒一起深入各地，足跡遍布教徒們的各個生活區和作業點。他們不遺餘力 地幫助教徒在美國各地建造教堂，學校，醫院，孤兒院和收容院。他們為新來者提供指導，使之盡快適應在美國的生活;給困頓中的勞工帶去溫暖，鼓勵他們為生存 頑強抗爭;為病人，無家可歸的兒童和各種需要幫助的人群伸出援助之手，幫助成立禁酒團體，與愛爾蘭世代沿襲的酗酒惡習作鬥爭，學會體面地工作，體面地做 人。
在所有這些努力中，具有重要意義的當屬為教區兒童創建學校。由於凱爾特文化“敵視讀書人”的傳統，愛爾蘭成為中世紀歐洲主要國家中唯一沒有建 立大學的國家，其文化之落後可以想見。 [ 39 ]加之英國人殖民統治愛爾蘭數百年，客觀上造成了愛爾蘭人的“不開化。 ”而在美國，為了促進天主教的發展，也為了使後代繼續父輩的宗教信仰和更好地在美國生存， 19世紀愛爾蘭移民在抵達美國後的數十年間建立了數十所教會學校，雖然這些學校規模很小，也相當原始，更有許多教室設在教堂地下室，但她們所發揮的作用不 可小看。天主教會還在波士頓，紐約等地發動建立教會學校運動。教徒們紛紛為之解囊，尤其是愛爾蘭勞工。當時許多教區學校需向學生徵收一部分費用，這就將最 貧困教徒家庭的子女排斥在外。儘管教會為建立學校做了許多工作，但當時仍然沒有任何一座城市有足夠多的教會學校能滿足教徒子女入學的需要，例如紐約教會為 教會學校建設做出的努力雖然為全國城市之最，但在19世紀50年代後期，只能吸收該教區約35 ％的教徒子女入學。 [ 40 ]
這種局面在美國內戰後得到了改善。許多主教轄區不僅擴建和增建了小學，還興辦中學，使越來越多愛爾蘭背景的學生得以接受更高級的教育。至 1900年，許多愛爾蘭移民的孩子能夠進入天主教會辦的高校。當然，也有一些愛爾蘭移民的孩子進入公立學校，但這些學校教科書中對天主教的傳統偏見和學生 在這些學校必須誦讀基督教“聖經”的做法使他們的天主教徒父母感到不悅。經過一次又一次激烈鬥爭，各方均做出了一定的妥協。一些對天主教帶有較多偏見的教 科書被取消，也不再強制學生誦讀“聖經” 。
隨著美國天主教堂和教會學校的建設，使為之配備合格的神職人員一時間迫在眉睫，以致教會不得不從愛爾蘭輸送大量神父到美國。僅1842年創建 於都柏林的萬聖學院（學院的所有聖徒）建校後的60年間，就向美國輸送了1500名神父;設在愛爾蘭基德爾縣的梅諾斯神學院也為美國培訓了大批神職人員。 [ 41 ] 1840年-1850年間，美國天主教神父的數量從480名激增至1500名，其中35 ％具有愛爾蘭姓氏“麥克” 。愛爾蘭神職人員對美國天主教的轄區建設和教會發展做出了巨大貢獻，也確立了愛爾蘭移民在美國天主教會中的統治地位。 1790年天主教在美國尚處襁褓階段，第一位主教約翰卡羅爾就是愛爾蘭後裔。 1875年，愛爾蘭移民後代約翰麥克洛斯基成為美國第一位紅衣主教。在這以後的20多年裡，美國天主教主教中約50 ％具有愛爾蘭血統， 17位紅衣主教中，更是僅有4位不是愛爾蘭人。 [ 42 ]關於1789年至1935年年美國主教的一份調查顯示， “被任命的464名主教中，268人为爱尔兰人——这个数字可能不尽正确，因为只计算父亲为爱尔兰者”。当时，美国几乎任何一个主教辖区或大主教辖区都有 爱尔兰出生或具有爱尔兰血统的高级神父。[43]虽然这种现象遭到其他移民群体中的天主教徒们的反对，但爱尔兰移民在美国天主教发展过程中的作用由此可见 一斑。
爱尔兰天主教徒以及1848年以后德意志天主教徒大规模移民美国，使得天主教徒在美国各种宗教信仰人数排名中从1776年第10位上升至 1850年的第3位。19世纪末意大利、波兰等国移民的到来，更使天主教在1890年“首次以730万信徒（包括儿童）占据了首位”。[44]然而，爱尔 兰人在为天主教会在美国大发展而举杯庆贺的同时，仍面临着巨大挑战。
其实，早在1820年之前，少数美国人中已经对对天主教和爱尔兰人存有偏见。19世纪40年代末以后，伴随爱尔兰和德意志移民而来的天主教在 美国的大发展，使“排外主义者感到最恐惧的是罗马天主教教义和与之相连的爱尔兰人”。[45]怀有强烈宗教偏见的新教教徒们视之为对新教的一种严重威胁。 政治家们中有人原本就担忧外来移民会给美国带来贫困、疾病和犯罪等严重社会问题，这时更害怕爱尔兰移民会破坏社会稳定，从而威胁到美国共和政体和民主制 度，甚至“从而结束了美国对欧洲社会弊病的免疫性”。[46]种族主义者指责来自凯尔特—爱尔兰人会污染美国血统，使美国不再是一个以盎格鲁—撒克逊人为 主的民族，更何况爱尔兰劳工同美国本土工人在就业、住房等方面的竞争也越来越激烈。一时间，关于爱尔兰人属于“蛮族”——懒惰、迷信、酗酒和暴力——的种 种说法甚嚣尘上。到了19世纪50年代，反爱尔兰人的鼓噪达到了顶峰，报刊、书籍、小册子连篇累牍地谩骂、嘲笑爱尔兰移民。种族主义分子和本土主义者更 是打着反天主教的旗号，煽动民众排斥爱尔兰移民。他们向天主教会机构乱扔石头，焚烧和破坏爱尔兰人建的修道院和学校。1854年成立的“一无所知党”成为 这种反对天主教和外来移民的马前卒。“1887年创立的‘美国保护协会’，其宗旨就是限制天主教徒担任公职，……防止天主教会对公立学校影响的扩大。 ”[47]
另一种冲击来自天主教教会内部有其他民族背景的教徒。几乎和凯尔特—爱尔兰人同时在19世纪中叶大规模移居美国的德意志人和19世纪晚期大量 到来的东、南欧移民，出于传统的种族和民族观念和敌意，自然对爱尔兰人在美国天主教会中的垄断地位感到不满。他们强烈要求得到本族群神职人员服务。在某些 地区，这些矛盾相当突出。至19世纪末，德意志人和爱尔兰人中的天主教徒之间的冲突极为尖锐。曾几何时，爱尔兰人强烈谴责“肆无忌惮的法兰西神父的阴谋小 集团对神职人员的暴政”，如今轮到他们自己受到强烈谴责了。然而，由于爱尔兰人占有先入为主的优势并讲得一口流利的英语，这使存在着严重语言障碍的其他族 群自愧不如。此外，爱尔兰人天主教徒也尽可能地避免矛盾和冲突。他们的神职人员不仅援助爱尔兰教徒，也援助来自其他国家的天主教徒和其他宗教的教徒。同 时，他们还支持在移民众多的城市建立不同族群的天主教堂，如在芝加哥，“一个街区便设立了几个天主教堂，分别使用不同的语言为来自不同国家的移民提供宗教 服务，帮助他们尽快地融入美国社会”。[48]因此，尽管存在着种种矛盾和冲突，但爱尔兰人在美国天主教会中的优势一直在没有削弱。
（五）
爱尔兰移民终于渐渐崛起于美国社会，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群体。但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他们“依然在美国社会的主流之外，……被视为不可同化的移民 ”。[49]在国家政治层面上，较之爱尔兰移民的人数和活力，其影响力仍然有限，但他们从来没有放弃。在努力积累财富的同时，爱尔兰移民不断提高素质，扩 展势力，经过近百年数代人的努力，终于在20世纪，尤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取得了重大突破。
1919 年，出生穷苦移民家庭的爱尔兰后裔阿尔弗雷德·史密斯出任纽约州州长，并三次连任。因1848年爱尔兰遭受自然灾害而抵美的肯尼迪家族不仅成为波士顿一言 九鼎的名门望族，而且在马萨诸塞州的影响仅次于亚当斯和罗斯福两大家族。其族长约瑟夫·肯尼迪还在25岁出任银行经理，成为造船业和电影业巨子，并在 1937年出任美国驻英大使。同时，爱尔兰人当选联邦国会、州和地方各级议会议员，担任政府各部门要职的人数也逐渐增多。国会中爱尔兰裔议员人数曾一度是 其他所有族群议员人数总和的一倍以上。[50]阿尔弗雷德·史密斯还在1928年成功获得民主党提名，成为第一位身为天主教徒的总统候选人。史密斯竞选总 统最后失败，但爱尔兰天主教徒的努力并没有停止。 30多年后，约瑟夫·肯尼迪的儿子约翰·肯尼迪终于赢得1960年总统大选胜利，如愿入主白宫——长期压在天主教徒头上在“玻璃天花板”终于被打破，他们 终于攀上美国政坛的顶峰！
值得注意的是，此时的爱尔兰移民早已没有了当初那种强烈的民族意识。经济上的富足——哪怕是改观——使他们中的许多人走出了贫民窟，将原来的 住所留给了新来的移民而自己入住体面的社区；政治上的成功使他们努力完善自己，改变自身形象，从而使美国公众逐渐抛弃传统的偏见而接受了他们，这一进步促 使他们摆脱群体意识，最后摆脱狭隘的族群圈子而逐渐融入美国主流社会。这一点充分反映在爱尔兰人同异族通婚的现象中。1860年，“ 只有1/10的爱尔兰移民同异族通婚 ”，波士顿爱尔兰人和异族通婚的比例“甚至低于同时期白人和黑人之间的通婚”，但在100年后的20世纪60年代，美籍爱尔兰男性与异族妇女结为伉俪的比 例超过半数。[51]如果说早期成功的爱尔兰移民往往会羞于承认或暴露自己是爱尔兰人，如约瑟夫·肯尼迪的母亲玛丽坚持要儿子在给哥伦比亚信托公司送包裹 时称自己为“乔”而不是“乔·肯尼迪”，以此“掩盖他的爱尔兰血统”，[52]但是100年后，异族通婚早已使爱尔兰移民后裔“被归类于其他种族”，甚至 很难鉴别他们的族属。[53]二战后移民美国的爱尔兰人的素质也和100年前不可同日而语。他们来到美国，也不再一味于寻找——其实已经难以找到——本国 移民的聚居地，这种现象使得他们很快融入美国社会。
从格格不入到相互交融，爱尔兰移民在美国走过了一条艰苦的崛起之路。他们为美国经济发展提供了廉价的劳动力，为美国工运和市政建设提供了爱尔 兰式的理念和作风，为天主教在美国的存在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但最后使自己变得美国化并丧失了许多爱尔兰人的“独特气质”。作为讲英语的白种人，他们曾 经因愚昧落后和宗教信仰受到盎格鲁—撒克逊主流文化的歧视和排斥；作为最大的外来移民群体之一，他们曾极大地冲击和影响了盎格鲁—撒克逊文化在美国的主导 地位，然而，正是他们同盎格鲁—撒克逊文化的相互撞击、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导致了美国社会更加宽容和多元化，而对外来移民和移民文化的接纳和消化，促成 了移民文化在美国社会的蓬勃发展，并最后铸就了斑斓绚丽的美国多元社会和多元文化。在这个意义上，爱尔兰移民在美国所走过的道路，留下了值得我们进一步探 索的又一契机。
注释：
[1] 邓蜀生：《世代悲欢“美国梦”——美国的移民历程及种族矛盾（1607—2000）》，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第114页。
[2]1790 US Census Data.htm, 引自http://fisher.lib.virginia.edu/cgi-local/cecsusbin/census/cen.pl., Feb.13,2003; 黄兆群：《熔炉下的火焰：美国的移民、民族和种族》，东方出版社，1994年，第80页。
[3] Kerby A. Miller: “Class, Culture, and Immigrant Group Identity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Case of Irish-American Ethnicity”, in Immigration Reconsidered, ed. Virginia Yans-Mclaughli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p.126.
[4] 据美国移民与归化署1975年年度报告（U.S. Immigration and Naturalization Service, Annual Report, 1975）, 1820年至1900年爱尔兰移民美国人数分别为：1820-1830—54,338；1831-1840—207,381；1841-1850— 780,719；1851-1860—914,119；1861-1870—435,778；1871-1880—436,871；1881-1890— 655,482；1891-1900—388,416。参见Stephen Thernstrom, ed.: Harvard Encyclopedia of American Ethnic Groups, Cambridge, 1980, p.528.
[5] Kerby A. Miller: “Class, Culture, and Immigrant Group Identity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Case of Irish-American Ethnicity”, p126.
[6] Ibid., pp106-107.
[7] [美]托马斯·索威尔著，沈宗美译：《美国种族简史》，，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19, 29-35页。
[8] [美]丹尼尔·布尔斯廷著，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译：《美国人：民主历程》，三联书店，1993年，第287-288页。
[9]Oscar Handlin: Boston Immigrants, 1790-1880, New York, Atheneum, 1970，pp.69-70，参见托马斯·索威尔：《美国种族简史》，第32页。
[10] Roger Daniels: “The Immigrant Experience in the Gilded Age”, in The Gilded Age: Essays on the Origins of Modern America, ed. Charles W. Calhoun, Scholarly Resources Inc., Wilmington, DE, 1996, pp.74-75.
[11] Ibid.: p.75.
[12] 邓蜀生：《世代悲欢“美国梦”》，第114-115页。
[13] Kerby A. Miller： “Class, Culture, and Immigrant Group Identity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Case of Irish-American Ethnicity”, p. 107.
[14] [美]J.布鲁姆等著，杨国标等译：《美国的历程》（上册），商务印书馆，1995年，第96页。
[15] David N. Doyle, Irish Americans, Native Rights, and National Empires: The Structure, Divisions, and Attitudes of the Catholic Minority in the Decade of Expansion, 1890-1901, New York Arno Press, 1976, pp.59-63.
[16] David N. Doyle：“The Irish and American Labour, 1880-1920”, in Saothar: Journal of the Irish Labour History Society, 1 (1975): pp. 42-53.
[17] David N. Doyle: “Unestablished Irishmen: New Immigrants and Industrial America,
1870-1910”, in American Labor and Immigration History, 1877-1920’s: Recent European
Research, ed. Dirk Hoerder,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83, p.193.
[18] Stephen Thernstrom: Harvard Encyclopedia of American Ethnic Groups, pp. 538-544.
[19] Kerby A. Miller：“Class, Culture, and Immigrant Group Identity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Case of Irish-American Ethnicity”, pp.109, 123-124.
[20] 顾明裕：“19世纪后期美国工人工人阶级运动的思想派别斗争”，载 《河北师范大学学报》，1981年3期，第40页。
[21] Eric Foner: “Class, Ethnicity, and Radicalism in Gilded Age: the Land League and Irish America”, in Marxist Perspectives 1(Summer 1978), pp.26-27.
[22] Kerby A. Miller：“Class, Culture, and Immigrant Group Identity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Case of Irish-American Ethnicity”, pp.123-124.
[23] 关勋夏：“19世纪末期美国工人运动的特征”，载杨生茂、林静芬编《美国史论文选》，天津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214页。
[24] Kerby A. Miller：“Class, Culture, and Immigrant Group Identity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Case of Irish-American Ethnicity”, p.122.
[25]丹尼尔·布尔斯廷：《美国人：民主历程》，第291页。
[26] 罗纳德·凯斯勒著，万中等译：《肯尼迪王朝：一个家族的神话》，当代世界出版社，1998年，第10页。
[27] Carl Wittke: The Irish in America, 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56，p.104.
[28] 丹尼尔·布尔斯廷：《美国人·民主历程》，第296页。
[29] Joseph S. Roucek ed.: America’s Ethnic Politics, Westport, 1982, p.205.
[30] Carl Wittke: The Irish in America, pp.107-108; 托马斯·索威尔：《美国种族简史》，第36页。
[31] Carl Wittke: The Irish in America,p.104
[32] 丹尼尔·布尔斯廷：《美国人·民主历程》，第298页。
[33] 丹尼尔·布尔斯廷：《美国人·民主历程》，第292-298页。
[34] J.布鲁姆等著，戴瑞辉等译：《美国的历程》（下一分册），第78页。
[35] Carl Wittke: The Irish in America, pp.103.
[36] 王恩铭：《当代美国社会与文化》，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148页。
[37] Carl N. Degler: The Age of the Economic Revolution ,1876-1900, Scott, Foresman and Company, 1977, p.163.
[38] Kerby A. Miller：“Class, Culture, and Immigrant Group Identity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Case of Irish-American Ethnicity”, p.107.
[39] 托马斯·索威尔：《美国种族简史》，第46页。
[40] Stephen Thernstrom: Harvard Encyclopedia of American Ethnic Group, p.534.
[41] Roger Daniels: “The Immigrant Experience in the Gilded Age”, p.76.
[42] Stephen Thernstrom: Harvard Encyclopedia of American Ethnic Group, p.534.
[43] Carl Wittke: The Irish in America, pp.91-92.
[44] 理查德·N.奥斯特林：“不断变化的美国宗教”，载《交流》，美国驻华大使馆新闻文化处，2000年第1期，第20页。
[45] 詹姆斯·P.申顿：“种族和移民”，载埃里克·方纳等著，齐文颖等译：《新美国历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 第83页。
[46] J.布鲁姆等：《美国的历程》（上册），第496-497页。
[47] 丁则民主编：《美国内战与镀金时代：1861-19世纪末》，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158页。
[48] 金卫星：“略论宗教在美国城市化中的作用”，载王旭、黄柯可主编《城市社会的变迁——中美城市化及其比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237-238页。
[49] Carl N. Degler: The Age of the Economic Revolution ,1876-1900, Scott, Foresman and Company, 1977, p164.
[50] Stephen Thernstrom: Harvard Encyclopedia of American Ethnic Group, p.54.
[51] 托马斯·索威尔：《美国种族简史》，第42，51页。
[52] 罗纳德·凯斯勒：《肯尼迪王朝：一个家族的神话》，第15页。
[53] 托马斯·索威尔：《美国种族简史》，第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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