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古代的“智者”不構成一個確定性的哲學派別一樣，活躍在 當代思想界的所謂“後現代理論家”也不從屬於任何一個確定的哲學派別。也許我們只能把他們理解為一些具有類似理論傾向的學者。顯而易見，不管這些學者在思 想上是多麼偏激或怪異，他們都無法繞過下面這個話題，即他們和馬克思的關係問題。正如法國哲學家德里達所說的“地球上所有的人，所有的男人和女人，不管他 們願意與否，知道與否，他們今天在某種程度上說都是馬克思和馬克思主義的繼承人。 “ （注：德里達： ”馬克思的幽靈“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頁第127 。 ）這充分表明了馬克思遺產的普遍性和其無所不在的特徵。
在 通常的情況下，人們習慣於把後現代理論與馬克思的思想尖銳地對立起來。正如美國哲學家詹姆遜所批評的“馬克思主義與後現代主義：人們往往感到這是一種罕見 的或悖論的結合，是缺乏牢固基礎的，以致有些人認為，當我現在'成為'後現代主義者時，一定不再是任何含義（即用其他一些傳統字眼）上的馬克思主義者了。 “ （注：詹姆遜： ”馬克思主義與後現代主義“參見”馬克思主義與現實“ 2002年第2期，頁第56 。 ）其實，這是一種很膚淺的看法。誠然，後現代理論與馬克思的思想之間存在著重大的差異，但人們並不能因此而否定這兩者之間存在著某些相似點，乃至共同點。
事實上，那些富於原創性的後現代理論家總是沿著以下兩個不同的方向來反思他們與馬克思之間的關係的：一方面，他們激烈地批判 馬克思思想中存在的，與現代性的主導性價值相契合的觀念;另一方面，他們又熱情地肯定馬克思思想中存在的，與後現代的價值取向相一致的見解。這兩個方面的 內容構成了他們和馬克思之間的錯綜複雜的關係。全面地探索並理解這些關係，不但能加深我們對後現代理論的本質特徵的把握，而且也能使我們更深刻地領悟馬克 思思想的當代意義和價值。
一，肯定性的敘事與否定性的敘事
眾 所周知，在馬克思的理論陳述中，包含著兩種不同的敘事方式：一種是“肯定性的敘事”即馬克思對自己的新理論的陳述，如歷史唯物主義，剩餘價值理論，共產主 義學說等等;另一種是否定性的陳述，如意識形態批判，資本主義批判，政治經濟學批判等等。當然，這兩種敘事方式並不是截然可分的，而是相互貫通，相互滲透 的。但當人們從分析的理性的角度出發進行探討的時候，還是可以區分出這兩種不同的敘事方式。後現代理論家常常拒斥蘊含在馬克思的理論陳述中的肯定性的，宏 大的敘事方式，而對其否定性的，批判性的敘事方式則大加讚賞。在這方面，法國哲學家利奧塔是一個典型的代表。
利奧塔把傳統 的，肯定性的大敘事分為兩個主要的派別：一派傾向於政治;另一派則傾向於哲學。然後這樣寫道： “我們可以很簡便地指出，馬克思主義在以上兩種敘事合法化的模式中，左右搖擺。共產黨統御了大學制度，無產階級取代了全民或人性，辯證唯物主義取代了思辨 理性理想主義等等。馬克思主義與科學自身有其特殊的關係，而斯大林主義或許正是它的終結。在斯大林主義中，科學僅扮演著從後設論述中尋繹或引證的角色，而 '社會主義'則成了精神生活的替代詞。 “ （注：利奧塔： “後現代狀況：關於知識的報告”湖南美術出版社1996年版，頁第117 。 ）在他看來，馬克思既繼承西方傳統政治和哲學中的宏大敘事，又以自己的方式對傳統的敘事方式進行了改造。然而，馬克思只是改造了傳統敘事方式的內涵，卻沒 有觸動它的形式。也就是說，馬克思自己的學說也構成一種新的宏大的敘事，而在這種新的敘事方式中， “共產黨” ， “無產階級” ， “辯證唯物主義” ， “社會主義”成了基本概念，而“解放” ， “救贖”則成了核心的觀念。利奧塔明確表示，他對蘊含在馬克思學說中的這些肯定性敘事表示懷疑，尤其是當斯大林主義成為馬克思主義思想的一個結果的時候， 這種疑慮進一步增強了。 “不過，我們所以質疑，是因為我們不再像馬克思那樣，相信人類可以在矛盾鬥爭中得到救贖“ （注：利奧塔： ”後現代狀況：關於知識的報告“頁第30 。 ） 。
利奧塔對馬克思的肯定性敘事的拒斥在後現代理論家那裡引起了廣泛的 共鳴。比如，詹姆遜認為， “陳舊的馬克思主義文化範式已經起不了什麼作用了。 ” （注：詹姆遜，政治無意識，康奈爾大學出版社1985年，第11頁。 ）他主張，必須站在新的時代高度上，對馬克思當時的敘事方式和闡釋方式進行必要的改造。吉登斯在探討現代性問題時也強調，儘管馬克思十分關注現代性的斷裂 的特徵，但仍然未擺脫達爾文的進化論這一宏大敘事的影響。他寫道： “即使是那些強調斷裂變革之重要性的理論（如馬克思的理論） ，也把人類歷史看做是有一個總的發展方向，並受著某種具有普遍性的動力原則所支配的過程。進化論的確表述了這種'宏大敘事'儘管它不一定屬於受宇宙目的論 影響的理論。 “ （注：吉登斯： ”現代性的後果“譯林出版社2000年年版，頁第4 〜 5 。 ）在吉登斯看來，人們應當在解析現代性問題時，超越這種單線性的進化論的宏大敘事方式，更多地注意到現代社會與傳統社會之間的鴻溝，同時更多地檢討現代性 蘊含的風險和種種不確定性。美國哲學家凱爾納和貝斯特在談到利奧塔的後現代理論時，也寫道： “從這一點看，後現代應該被界定為'對元敘事的懷疑' ，對形而上學哲學，歷史哲學以及任何形式的總體化思想-不管是黑格爾主義，自由主義，馬克思主義還是實證主義-的拒斥。“ （注：凱爾納，貝斯特：”後現代理論：批判性的質疑“中央編譯出版社2001年年版，頁第216 。 ）
總之，後現代理論 家對馬克思思想中所蘊含的肯定性的，宏大的敘事採取排斥的態度。然而，有趣的是，他們對馬克思思想中顯露出來的批判性的，否定性的敘事方式卻表現出真誠的 認同。這一點甚至連利奧塔都不例外。他在批評馬克思的宏大敘事的同時，也指出： “馬克思主義也能夠發展成一種批判性的知識形式，認為社會主義就是由自治主體所組成的，而科學存在的惟一理由是要讓經驗主體（無產階級）從異化與壓迫中獲 得解放。 “ （注：利奧塔： ”後現代狀況：關於知識的報告“第117頁） 。利奧塔認為，法蘭克福學派所發展和推進的正是蘊含在馬克思的學說中的這種否定性的，批判性的敘事方式。詹姆遜認為，在馬克思的否定性敘事方式中，最有價 值的學說就是他對意識形態的整體性批判。這一批判深刻地揭示了一切文本或觀念與意識形態之間的內在聯繫。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他把馬克思的學說稱之為“否 定的詮釋學。 ”他這樣寫道： “這就是一般的理論構架，我總是願意在這一理論架構中，闡明我自己的，可以概括如下的方法論的命題：一個馬克思主義的否定的詮釋學（負面馬克思主義詮釋 學） ，一種準確的馬克思主義式的意識形態分析的實踐，在閱讀和解釋的實際工作中，必須與一種馬克思主義的肯定的詮釋學（馬克思主義的積極的詮釋）或對相同的意 識形態的文化的文本中的烏托邦的衝動的破譯同時進行。 “ （注：詹姆遜，政治無意識，康奈爾大學出版社1985年， p.296 。 ）
在 詹姆遜看來，一旦人們拋棄了這種否定性的敘事方式的視角，也就不可能全面把握馬克思思想的意義。事實上，詹姆遜更感興趣的是馬克思學說中的否定性的敘事方 式。按照德勒茲的看法，在馬克思的否定性敘事方式中，最有價值的應當是他對資本主義的分析和批判。他寫道： “我們不相信那種不以分析資本主義及其發展為中心的政治哲學。馬克思著作中最令我們感興趣的是將資本主義作為內在的體系加以分析。 “ （注：德勒茲： ”哲學與權力的談判：德勒茲訪談錄“商務印書館2000年年版，頁第195 。 ）這裡所說的“內在的體系”也就是把資本主義作為一個有機的整體加以解剖和反思，而馬克思的否定性的敘事方式正是通過這樣的解剖和反思展現出來的。
每 一個不存偏見的研究者都會發現，馬克思是康德所肇始的批判精神的偉大的繼承者，他的主要著作的正標題或副標題幾乎都有“批判”這個詞。實際上，早在 1843年年致盧格的信中，馬克思已經指出： “新思潮的優點就恰恰在於我們不想教條式地預料未來，而只是希望在批判舊世界中發現新世界。 ” （注：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頁第416 。 ）正是這種大無畏的批判性的，否定性的精神和敘事方式成了後現代理論家抨擊現代性的重要思想資源。
二，權力化的話語與反權力化的話語
正 如諸多西方馬克思主義者所指出的那樣，馬克思思想在被他的追隨者意識形態化的過程中，已經轉化為一種權力化的話語。西方馬克思主義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德 國哲學家柯爾施早已注意到這種把馬克思思想權力化的傾向，並發出了警告（注：參見俞吾金，陳學明“國外馬克思主義哲學流派”復旦大學出版社1990年年 版，頁第73 。 ） 。
但這種警告在當時並沒有引起充分的重視。事實上，一旦人們把馬克思思想意識形態化或權力化，並把 它作為判斷一切是非的標準，馬克思思想本身也就從一種批判性的意識轉化為被批判的意識。特別是在後現代理論家那裡，被權力話語化的馬克思和馬克思主義遭到 了廣泛的批評。
眾所周知，在後現代理論家中，法國哲學家福柯對權力化的知識和話語的抵制最強烈。他指出： “ 1968年以前，至少在法國，你如果要做一個哲學家的話，就必須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或是現象學家，或是結構主義者。可我不是這些學派的信徒。 ... ... 1968年以後，第一個變化就是馬克思主義在學界一統天下的局面結束了，新的關心個人興趣的政治文化傾向開始產生。正是這個原因，我的著作在1968年以 前除了在很小的圈子以外，幾乎毫無反響。 “ （注：包亞明主編： ”權力的眼睛：福柯訪談錄“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頁第6 。 ）
在 這裡，福柯以1968年劃界，表明了自己的思想與已經在某種程度上被權力化和意識形態化了的馬克思思想之間的差距。事實上，作為法國結構主義的馬克思主義 者阿爾都塞的學生，福柯並沒有簡單地認同他的老師的學說，而是試圖通過對尼采的解讀，超出已被權力化的馬克思主義的話語系統。這樣的話語系統的批評也見於 其他的後現代理論家。德里達就說過： “對於我們中的許多人而言，某種（我在此強調的是某種）共產主義的馬克思主義的終結並不需要等到蘇聯以及全世界完全依賴於蘇聯的所有一切的最近解體。所有 的一切在50年代初就已經開始-所有的一切甚至在那時就已經不容置疑地是'可見的'了。因此，使我們今晚聚集在一起的這個問題-'馬克思主義向何處去' -其實是一個重複已久的話題的迴聲。“ （注：德里達：”馬克思的幽靈“頁第2 2 〜2 3 ）。德里達在這裡說的早已解體了的馬克思主義，實際上也就是斯大林主義化的，權力話語化的馬克思主義，而他真正關心的乃是馬克思主義的本真精神的恢復，而 “馬克思主義向何處去”所要解答的也正是這樣一個問題。
後現代理論家拒斥已經以某種方式被意識形態化或權力話語化的馬克思 主義，並不等於他們對蘊含在馬克思學說中的反權力話語的見解取漠視的態度。事實上，馬克思在歷史唯物主義的基礎上闡述出來的權力理論至今仍然是無法超越 的。一方面，馬克思指出，無論是國家，還是權力，都不是第一性的東西， “那些決不依個人'意志'為轉移的個人的物質生活，即他們的相互制約的生產方式和交往方式，是國家的現實基礎，而且在一切還必須有分工和私有製的階段上， 都是完全不依個人的意志為轉移的。這些現實的關係決不是國家政權創造出來的，相反地，它們本身就是創造國家政權的力量。 “這段重要的論述從根本上消除了籠罩在政治權力上的靈光圈，把它化為日常生活中可以理解的一個問題，從而為關於政治權力問題的任何討論澄明了前提。另一方 面，馬克思也告訴我們： “一個階段是社會上佔統治地位的物質力量，同時也是社會上佔統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著物質生產資料的階級，同時也支配著精神生產的資料，因此，那些沒有 精神生產資料的人的思想，一般地是受統治階級的支配的。 “ （注：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年版，頁第377 〜 378.30 ） 。馬克思的這一重要的研究結論啟示我們：統治階級在物質資料生產上的領導權決定著其相應的精神生產上的領導權。這一點決定了：不管人們是否意識到，精神生 產總是在無所不在的宏觀政治權力的支配下進行的。換言之，佔支配地位或主流地位的話語本質上就是權力話語。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可以說，真正現實的詮釋 學乃是權力詮釋學。無庸諱言，馬克思關於權力問題的批判性觀點對當代學者產生了深刻的影響。無論是尼采的“權力意志”理論，還是葛蘭西的“文化領導權”理 論;無論是阿多諾的“否定的辯證法”的構想，還是馬爾庫塞關於“大拒絕”的呼籲，都在一定的意義上回應了馬克思的宏觀政治權力理論。正如許多研究者已經意 識到的那樣： “馬克思對權力之經濟關係的重要性的強調，被尼采對權力和統治形式之多樣性的強調所取代。 ” （注：凱爾納，貝斯特“後現代理論：批判性的質疑“頁第31 。 ）
當然，後現代理論家仍然以懷疑的目光來看待馬克思對 宏觀政治權力的倚重。利奧塔並不否認，馬克思通過對剩餘價值的揭露，對現代性進行了深入的批判，然而，他寫道“今天我們知道，在馬克思主義的庇護之下'十 月革命'只是成功地再次打開了同一個傷口。問題的確定和診斷可以變化，但在這一重寫中同一疾病又再次出現。馬克思主義者認為他們在努力清除異化，但人的異 化幾乎以毫無變化的形式被重複了。 “ （注：包亞明主編： ”後現代性與公正遊戲“ ，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158頁第。 ）顯然，在利奧塔看來，僅僅從宏觀上改變權力的形式和構成，並不能從根本上消除宏觀權力造成的異化。眾所周知，福柯對馬克思的宏觀政治權力理論同樣抱著一 種疑慮的態度。事實上，他更關注的是在生活中到處顯現出來的，多元的微觀政治權力。正如凱爾納和貝斯特所指出的“為替代馬克思主義有關對立階級之間的階級 鬥爭的二元模式，福柯呼喚一種在社會的所有的微觀層面上，在監獄，精神病院，醫院和學校中發展起來的多元的自主鬥爭。他用後現代微觀政治概念取代了現代的 宏觀政治概念，因為在現代宏觀政治概念中，衝突力量之間爭奪的是對紮根於經濟和國家中的中心化權力之源的控制權，而在後現代微觀政治概念中，無數的局部群 體爭奪的是散佈於整個社會中的分散的，非中心化的權力形式。 “ （注：凱爾納，貝斯特： ”後現代理論：批判性的質疑“頁第72 〜 73 。 ）按照福柯的理解，微觀政治權力起著比宏觀政治權力更為重要的，基礎性的作用。
無疑地，以福柯為代表的後現代理論家提 出的微觀權力的理論，是一種極富創發性的政治文化批判的理論。然而，只要人們公正地對待馬克思的宏觀權力理論，就會發現，單純的微觀權力的批判，與單純的 宏觀權力批判一樣是有自己的限度的。這裡會出現循環論證，即宏觀權力的有效的改變有賴於微觀權力的改變;反之，微觀權力的徹底改變也有賴於宏觀權力的改 變。因此，對於後現代理論家來說，對馬克思的宏觀權力批判理論採取簡單的態度是不行的，應當在兩種權力的辯證關係中來把握微觀權力批判的作用和局限性。
三，確定性的偶像化與對偶像化的確定性的消解
人所共知，在對確定性 與非確定性之間的關係的思考上，馬克思留下了極為豐富的思想遺產。然而，在他的後繼者那裡，情況又發生了重大的變化。一方面，馬克思視之為確定性的內容在 他的追隨者那裡被簡單地，無條件地誇大了，甚至可以說，確定性已經被偶像化了;另一方面，馬克思對歷史上的某些確定性的結論的消解卻沒有引起人們的充分重 視，直到後現代理論家那裡，這方面的思想資源才引起他們的巨大的興趣。
就馬克思學說的前一個方面而言，最廣為人知的一個例 子是：馬克思對經濟關係在社會生活中的基礎性作用的確定被偶像化為所謂“經濟決定論” 。恩格斯為此而寫道“ ... ...根據唯物史觀，歷史過程中的決定性因素歸根到底是現實生活的生產和再生產。無論馬克思或我都從來沒有肯定過比這更多的東西。如果有人在這裡加以歪 曲，說經濟因素是唯一決定性的因素，那麼他就是把這個命題變成毫無內容的，抽象的，荒謬無稽的空話。 “ （注：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95 〜 696頁） 。顯然，在恩格斯看來，他和馬克思所強調的不過是經濟關係在社會歷史現象中的基礎性的，歸根到底層面上的作用。正如馬克思在別處所指出的“例如只要對羅馬 共和國的歷史稍微有點了解，就會知道，地產的歷史構成羅馬共和國的秘史。 “ （注：馬克思： ”資本論“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99頁注33 。 ）在這裡，馬克思只是強調地產的問題在羅馬共和國的歷史演化中起著基礎性的作用，但並沒有把它理解為決定羅馬共和國演化的惟一的因素。同樣地，也不能把馬 克思的歷史唯物主義曲解為“經濟決定論。 “然而，遺憾的是，恩格斯對馬克思的追隨者在理論上曲解馬克思的做法的強烈抗議卻在以後愈演愈烈的曲解活動中被淹沒了。
後 現代理論家們感興趣的正是馬克思對傳統中的，已經被統治階級偶像化了的確定性的東西的消解。在“共產黨宣言”中，馬克思在論述資產階級的歷史作用時，充分 強調了這一歷史作用中所蘊含的，對傳統的確定性的消解。他寫道： “生產的不斷變革，一切社會狀況不停的動盪，永遠的不安定和變動，這就是資產階級時代不同於過去一切時代的地方。一切固定的僵化的關係以及與之相應的素被 尊崇的觀念和見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關係等不到固定下來就陳舊了。一切等級的和固定的東西都煙消雲散了，一切神聖的東西都被褻瀆了。人們終於不得不 用冷靜的眼光來看他們的生活地位，他們的相互關係。 “ （注：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5頁第。 ）馬克思甚至指出，資產階級在反對封建主義的過程中，也鍛造了最後埋葬自己的武器-無產階級。總之，資產階級以一種變動不居的方式摧毀了傳統社會中確定不 移的東西，同時也為否定關於自己的確定性神話奠定了基礎。泰勒對馬克思的上述見解做了進一步的詮釋： “大約在150年前，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中寫道，資本主義發展的結果之一就是'一切固定的東西都煙消雲散了。該斷言是指，過去服務於我們的那些可靠 的，持久的，總是意味深長的東西，正在讓位給那些堆積在我們周圍的快捷的，廉價的，可替換的商品。 “ （注：泰勒： ”現代性之隱憂“中央編譯出版社2001年年版，頁第7 〜 8 ） 。泰勒在這裡強調的，由人的行為方式引起的不確定性，在吉登斯那裡則表現為“人造的不確定性” （生產的不確定性） 。他認為，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這種“人造的不確定性”幾乎無處不在： “核戰爭的可能性，生態災難，不可遏制的人口爆炸，全球經濟交流的崩潰，以及其他潛在的全球性災難，對我們每一個人都勾畫出了一幅令人不安的危險前景。 ” （注：吉登斯： “現代性的後果”譯林出版社2000年版，頁第110 。 ）在某種意義上，人們可以說，切爾諾貝利無處不在，面對著全球性的風險和不確定性，即使一個人擁有特權也無法倖免。後現代理論家對風險和不確定性的認同， 在自然科學家那裡也引起了共鳴。耗散結構理論創始人普利高津認為，從古希臘至今，對確定性的認可和追求一直是西方思想的主脈。然而，在當今，這種確定性正 面臨著挑戰： “人類正處於一個轉折點，正處於一種新理性的開端。在這種新理性中，科學不再等同於確定性，概率不再等同於無知。 “ （注：普利高津： ”確定性的終結“ ，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頁第5 。 ）無疑地，在後現代理論家關於不確定性的論述中，馬克思某些反確定性的話語也是重要的思想來源之一。
綜上所述，後現代理論 家從自己的視角和理解的前結構出發，對馬克思思想做出了修正和選擇。詮釋學啟示我們，任何歷史的文本，在被以後的世代不斷地進行詮釋的過程中，其意義總是 開放的。馬克思的文本和思想也面臨著同樣的命運。只有充分地認識到這一點，我們才不會沉湎於“回到馬克思”的夢幻中。我們所要做的，不是抽空自己，返回到 純粹的，不受任何認識“污染”的馬克思那裡去，而是自覺地運用馬克思的話語和思想，回應當今世界中引發我們興趣的，有待解決的問題，從而闡明馬克思思想的 當代意義。事實上，我們對馬克思和後現代理論之間的關係的反思也正從屬於這一根本性的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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